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一样，中华文明有赖于黄河、长江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孕育和滋养。在距今五千年左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稻作遗存、上游的三星堆文化遗址，都有惊人的文明发现。长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正是在与长江流域文明的充分交流和高度融合中，才造就了以黄河文明为主体、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进入被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厚积薄发，焕发出奇异、绚丽的光彩。而其杰出的、唯一代表人物即是屈原。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战国时代中华文化的灿烂之景，多关注诸子百家争鸣。梁启超先生将其分为北派和南派，认为北派以孔子为正宗，南派则以老子为正宗，以屈原为支流。并描述争鸣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这段著名的论说，虽影响甚大，但深入分析，却大有可斟酌之处。其一，老子为陈人非楚人。虽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是楚苦县(今之河南鹿邑)人，但同篇记载“孔子适周，讲问礼于老子”的时候，苦县之地尚属陈国，距离楚灭陈，还有数十年，老子终其一生应是陈国人。其二，苦县不在长江流域，而在黄河流域，老子是北人不是南人。其三，从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在函谷关前著述《老子》一书，老子之子曾为魏国将军等记载看，老子一生活动于黄河流域，应该没到过长江。大致说来，孔东老西，应该都是北派。有人把庄子的浪漫主义也归为南方，并称“屈庄”，同样失之偏颇。庄子为宋人，隐身世外，钓于濮水(黄河支流)，魏相惠施是其仅见的老朋友，除了拒绝楚王聘其为相的传说(钱穆力辩此事“不必信”，见《先秦诸子系年·庄周生卒考》)之外，与楚的交往也并不多，很难因其作品的浪漫主义而归于南方。事实上，是否浪漫主义，并非南北文化之根本差异，“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才是南方(长江)文化的鲜明地域特征，屈原应是古代南方(长江)文化唯一杰出代表。

　　屈原生活的时代，已进入南北文化大交流时期，黄河流域诸子百家的理性精神，深深影响了屈原。在其诗作中，寄寓着丰富、深厚、系统的理性精神。《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楚辞者，体宪于三代”，指屈原作品取法于《诗》《书》《易》《礼》等三代的经典。事实上，屈原是一个以长江文化为底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诸子百家精华而形成的文化巨人，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荆州郭店楚简被认为出土于楚国太子之墓，其中有很多儒家思孟学派的竹简，屈原时代与郭店楚简相近，这就为屈原思想的形成找到了新的可靠注脚。屈原既是长江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中华民族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