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共剪西窗烛”目前无解，成为一个死结。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蒋绍愚先生在《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发表《唐宋诗词的歧解和误解》，文中不无遗憾地说：“至于诗词的背景是什么，诗词的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更有理解和想象的余地了。如：李商隐《夜雨寄北》……这首诗思念的对象究竟是友人还是妻子？从诗中找不出答案。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云：‘语浅情浓，是寄内也。’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可作为定论。《夜雨寄北》一作《夜雨寄内》，这是版本的不同，但版本的不同也是因为后人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后人用‘剪烛西窗’作为典故，用在思念友人和思念妻子的场合都有。所以，这首诗的两种理解只能并存。”笔者的意思是：尽管本诗的寄友寄内之解，几近难于上青天，但是，如果想要考索真相，两种理解显然不能并存，只能二者居一。

　　大学教材和唐诗注本里的“三分天下”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大学教材（或近似名称）中，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唐诗注本里，主要有三种看法：寄妻、寄友、寄妻寄友并存。

　　寄妻说。林庚、冯沅君主编本《中国历代诗歌选》：“这当是作者在巴蜀（今四川）时寄给妻子的诗。长安在巴蜀的北方，所以说‘寄北’。”朱东润主编本：“这诗是李商隐留滞巴蜀时怀他的妻子王氏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题一作《夜雨寄内》，冯浩《玉溪生年谱》将此诗系在大中二年（848年），本年的另一首寄内诗《摇落》也描写了秋景，两首诗写作时间很接近。《摇落》诗有‘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之句，可见当时作者正在湖北、四川之间旅行。”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此诗一本题作‘夜雨寄内’，那是寄给妻子的诗，因义山家在河内（河南北部），所以说‘寄北’。或解为寄给朋友的诗，或有未合。按现时‘西窗话雨’多用作友朋思念之典，亦觉误用。”遗憾文学所的举证和喻守真的正确批评，很少引发关注。

　　反对寄内的理由是：经过多人多年的反复考证，所谓848年秋季诗人在“湖北、四川之间旅行”之事不存在。诗人入蜀时（851年）其妻已逝，不可能在夔峡旅途中写作寄内之诗。如果反对的理由成立，寄内自然不能成立。但据笔者研究：诗人在妻亡之前、之后两次从不同方向进入巴蜀，第一次从湖北荆州溯江至夔峡，第二次由陕入川。

　　寄友说。马茂元《唐诗选》：“这诗是李商隐……留滞巴蜀时寄怀长安友人所作。题一作《夜雨寄内》，误。盖李妻王氏卒于其赴蜀前，此后商隐未曾续娶。”罗宗强、陈洪主编本：“此诗或作于在柳仲郢梓州幕时。寄居孤寂，寄酬京华友人。”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主张寄给商隐的同年进士兼连襟韩瞻：“诗当作于居梓州幕期间，以作于大中七年（853年）秋的可能性最大。”又说：“冯浩、张采田均系此诗于大中二年（848年）巴蜀之游。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已详辨……大中二年巴蜀之游并不存在。”“义山巴蜀之游几乎全部时日皆于仆仆道途中度过，并无一地有较长时间之羁留（实亦无此可能）。试问于此变动不居之旅途中，双方书信往来竟若今日有现代化通信工具传递之迅便，一似预知其何日当至何地者，岂非纯属想当然？”

　　可以看出，岑仲勉否定冯浩、张采田的“大中二年（848年）巴蜀之游”说，已被广泛认可。刘学锴在此基础上的推论，即李商隐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在不断移动的旅途之中接收到妻子的北方来信，持之有据，不可辩驳。至此，《夜雨寄北》是848年李商隐的寄妻之作，确实不能成立。但李商隐又确实在妻亡之前有峡江之行，只是编年有误：不在已经卸职桂府、急回长安的848年之秋，而是在847年之秋。李商隐当年夏季受幕主郑亚之命，从桂林出访荆州。事毕，或自我决定，或受荆州方面安排，溯江而上，于深秋季节游览巴地江山，创作了《摇落》与《夜雨寄北》。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两说并存。郁贤皓主编本主说寄友，附说寄妻：“此诗……在梓州（今四川三台）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中，答友人思念而作。题一作《夜雨寄内》，或谓……诗人羁留夔峡，答妻子王氏思念而作。两说诗意皆可通。”此解可商之处是：虽然两说诗意皆可通，但妻情绝非友情，友情绝非妻情。妻情友情，只能居其一。而且，《夜雨寄北》是“答友人思念而作”，或“答妻子王氏思念而作”，并不符合唐人制作酬答类诗题的通例（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