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乌托邦的文化谱系上重新审视桃花源时，会发现它呈现了一个具有内在充实性的理想国图式，作为晋末风流的独特面相，它是一个富于哲思和诗意的总结，又是一个由老庄、陶渊明、竹林七贤等文人千载兴发的“名教与自然”“言不尽意”的文化传统。而在这个传统中，临流赋诗、登高舒啸的名士风度融合成某一独有的诗意自然，再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桃源情结推向了极致。

　　如果说秦汉以降的仙乡想象与士人的人生理想相关，而桃源则关乎士人的社会愿望。这个愿望并不玄虚，甚至说起来有些心酸，只求无征战、轻税赋、能安居即可。前者寓隐居出世思想，暗含长生成仙之愿；后者成为人们渴盼的理想社会形态，一是无杀伐战乱，二是安居故土。前者无须苦修，只须偶然邂逅即可羽化登仙；后者则隐含着对仙乡乐土久寻不遇的伤厌与否定，生活仍需胼手胝足的艰辛劳作。

　　看似平庸无奇的桃源景色，实际上解构了仙乡乐土的迂诞浮华与虚无伪饰，同时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这个世界同样处于自然大化之间，天地消息从未与之真正隔绝；甚至连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自然美景、奇观都没有，只有真正的人性在质朴中生长，那是“人的觉醒”，在神仙幻境中无法安放，但却有力地消弭着人的过度欲望、回归了淳厚的上古天真。

　　圣人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其根本的动机，源自以沉默对自然奥秘的保守。海德格尔在给萧师毅的信中写道：“谁能宁静地存在，并由这宁静和通过这宁静将事物导向道路之上，以致它能出现？谁可以通过成就宁静而使事物进入存在？”同时通过对“道可道，非常道”的领悟，加深了他对缄默的理解。道之言说无声地聚集，才终使存在者“如其所是”显现自身的澄明之境。

　　美和真理有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美是真理的自行发生”。真理不独归现代科学独有，也与文学、哲学、美学分享。“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司空图《与极浦书》）；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哲学和美学精神。极天际地，悠悠空尘，尽入我心，桃花源不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不是可立身于前供我们从容打量的对象，而是在一种非对象化的认知方式中，让真理自行显现或自我揭示。

　　桃花源建基在长久以来文化秩序中已经形成的自然与文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基础上。桃花源的意义并不是抵抗与逃避，而是立足在真实生命的本位，在人有限的生命时光中，在与自然万物共同生长的每一个瞬间，经由对自然与人文百转千回的精神内省，把“齐万物”之类云水迷蒙的空想，从飘忽的云端拉回真实的大地。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我们携带着一个桃源梦，如同携带着一件轻便的行李，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将其视作融入四季流转与自然变迁的一部分，在宇宙万象运化中，不计事功、静观自得，进而参赞化育，从榛莽丛生的原始山林直到别有清欢的市井流水，无不是桃源梦境、乐土乐郊，无不是中华民族永不坏灭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