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对边政败坏的揭露

　　明中期边患日重，而自明初以来建立的军事制度日益败坏，将官贪腐横行、军纪涣散，这又使得边疆形势进一步恶化。有感于此，李梦阳在诗作中对边政的积弊多有揭露。

　　《诸将八首》就集中对将官的问题一一指摘。《其一》指出明军将领指挥呆板，“胶柱谈兵”，徒有武勇，终至丧师辱国。弘治十八年，鞑靼人大举入侵宣府，由新开口毁垣而入，明军被动应对，左支右绌，终至大败。《其四》则揭露了边将的贪腐与钻营。明中期以降，靠着克扣军饷、收取“年例”、私市交易等方式，不少边将大行敛聚，并借此攀附权贵。《其五》指出军爵世袭之病。诗人认为世袭制度下，将领虽众，但多是靠祖荫得官的纨绔之辈。《其七》讥刺了伪造军功致使奸佞之人升官晋爵的现象。军功之叙次，明初已有定规，但到了明中期，执行不力、问题丛生，正德年间，御史程启充就总结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明会要》卷六十一)等伪造军功的形式。

　　《屯田》(二首)则揭露了屯田制的败坏。明初定军屯制度，戍边将士按比例分司守屯，其中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此外，也有二八、四六、一九等例。不过，到了弘治、正德年间，军屯已经基本废弛，军户田租缠身，生活困苦不堪。《其一》借屯田军士之口，讲述灾荒之年，仍然租税重重，自己无法完纳，求告无门，最终被“锁颈投囹圄”的经历。《其二》则模拟杜甫《石壕吏》，以老妇之口痛陈军户备受盘剥、生计困难之状，诗云:“边城寡机杼，耕种育儿孙。诛求余粒尽，竭力豢孤豚。昨当统管来，宰剥充盘飧。言既复长号，吏去收他村。”

　　由于边政的败坏，导致军户怠耕，甚至大量逃亡，西北等边疆地区呈现一片凋敝之状。李梦阳《熊子河西使回》有“一春常冻雪，千里半荒城”(其一)“绝塞田谁废，甘州稻旧畦。荒屯惟见兔，破屋不闻鸡”(其二)之句，可见西北的破败情形。

　　以史为鉴的史家品格:对安定边疆的建言

　　李梦阳对边务弊政的揭露，归根结底是为了安定边疆。除扫除积弊外，安边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派遣良将守边，因此，李梦阳在边塞诗中也借名将之典，积极建言，如《秋怀·其二》先对故乡庆阳的悠久历史和壮美山川表达了赞美，尾联却笔锋一转，指出西北边患严重，期盼有郭子仪一般的良将来守边。李梦阳希望明廷能知人善任，对才华出众的将领，能够效法前朝，不循常规、大胆起用。《其六》借东汉末年白马将军公孙瓒之典，盼望有良将早日破敌，扫灭寇氛。另外，他在《秋望》《李广》等诗作中也反复表达了这一愿望。

　　同时，李梦阳也深知单靠武力难以彻底平定边患，因此，他还提出要师法前人，善用和议之策。如《诸将八首·其八》云:“安得即时寻魏绛，务农休甲报皇天。”《左传·襄公四年》载，魏氏曾向晋悼公提出与戎狄议和的五项益处，即“和戎五利”。李梦阳借用此典，希望明廷能借鉴历史，并期盼出现有能力主持和戎政策的将领，使边民脱离征战之苦。与此相对，他对边将错误执行和戎政策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也给予了批评，《秋怀·其五》诗云:“胡奴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指出胡人向慕华风本是可资利用的议和条件，但边将颟顸无能，和戎不成，反使边患愈发严重。

　　因为具备史家的品格，李梦阳在一些边疆事务上也表现出高于一般士大夫的眼光。如对明武宗亲征一事，大臣多视为鲁莽举动并反复劝止，而李梦阳通过《圣节闻驾出塞》(二首)，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武宗的亲征表达了支持。《其一》描写了满朝文武和外国使臣在京城翘首期盼武宗回朝的情形。诗中借周穆王西征犬戎之典而反其义，表达了对武宗早日奏捷归来的期盼之情。《其二》诗云:“万乘时巡万寿临，銮舆漠漠碛沙深。非忘殿阙呼嵩日，应系单于款塞心。”既表达了对皇舆亲履险地的担忧，也对武宗的亲征表示理解。“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明史·鞑靼传》)，也用事实证明武宗亲征的重要意义。

　　悲天悯人的史家情怀:对戍边之苦的描写

　　李梦阳生于甘肃庆阳的军户家庭，虽然四岁即离开故乡，但后因省亲、守丧、科考等原因曾多次回到西北。在户部为官时，又监税三关，处理边储事务。他还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分赴榆林、宁夏犒军。这些经历使得他对边疆，尤其是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使其诗作展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戍边之艰苦与战争之残酷的描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