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悠久、形式浩瀚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有一种重要音乐形态——雅乐。雅乐出自宫廷庙堂，典雅纯正，和谐庄重，“乐教”华夏绵延几千年，塑造了中国礼乐文明，载入世界文化发展史。礼乐文化，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塑造了崇教重文、守礼贵和的礼仪之邦，培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中国礼乐文化散发着绚丽灿烂的夺目光彩，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永久魅力。

　　制礼作乐，治国安邦

　　雅乐源起于周王制礼。时光倒流到东周时期，在周王室诸侯国曾国的宫殿上，钟鸣鼎食，主宾们正聆听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交响乐”，乐声袅袅，余音绕梁……随着岁月流逝，历史变迁，在两千多年后，这一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由青铜编钟、编磬等组成的曾侯乙编钟呈现世人，完整再现了古代礼乐仪式的庄严场景，折射出华夏先祖创造的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之光。雅乐尽管有着皇宫高墙阻隔，但偶尔“天上之乐”也会飘向百姓人家。真所谓“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西周开国元勋姬旦被后世儒家尊称为周公，被誉为“制礼作乐”的圣人。周王朝施行的是分封制的政治制度，君主将土地赏赐给王室子弟，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组成诸侯国或者藩地，构建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格局。为了稳固统治，宣示政权正统性、合法性，周公在古代圣贤制作的“古礼”的基础上，创造了最初的“礼乐制度”——“周礼”，用“礼”的方式，制定行为规范，强化等级意识。周公在礼乐文化建设中，还对远古巫术、祭祀礼仪进行改造，把“歌、乐、舞”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引礼入乐”，用来象征尊卑秩序和伦理道德。如祭礼、飨礼、射礼、燕礼、迎宾、送宾等礼仪活动中“乐”的规格、形式，均须按照“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同时，乐舞、乐曲、乐章等，也须体现“歌功、颂德”的艺术表演内涵。钟、鼓、磬等雅乐乐器须按“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的标准摆放，建构起了一个等级严明、体系完整、政教特征突出的礼乐文明。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渐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指责违反礼和破坏礼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遂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以“礼”与“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宣扬“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乐文化。此后，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自觉继承问礼、学礼、复礼、传礼，把“礼乐”作为伦理道德的载体，构建儒学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对后世的政治生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唐是雅乐的鼎盛繁荣时期。西汉时，雅乐使用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作为宣示天子正统性、合法性的“正为”，发挥教化臣民平息欲望、服从等级制度的功能，而是重在树立天子的权威，通过雅乐仪式活动让群臣民众确信并服从天子和以天子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如《史记》所载，西汉初年大臣们上朝或者和皇帝宴饮的时候，没有君臣之礼，还像打仗时那样高声喧哗、勾肩搭背。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君臣朝会宴饮仪式。在一系列仪式过程中，武将们个个表情肃穆，毕恭毕敬，往日乱哄哄的朝堂变得尊卑有序，井井有条。刘邦很高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因此重赏叔孙通，授予太常的官职，黄金五百斤。通过雅乐的仪式，一改将领们往日无拘无束的习惯，规范了君臣之道，皇帝的绝对权威也由此树立起来了。

　　到了大唐王朝，国风泱泱，八方来朝，笑傲世界，经济发展程度高，社会、文化、艺术辉煌卓著，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都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层次。史料中记载，唐朝帝王们有着爱乐、好乐的传统，帝王们创作了近百首歌舞大曲、歌舞戏、器乐曲、郊庙音乐等音乐作品。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击打羯鼓，光练习羯鼓的鼓槌就打坏了几箱子。名相宋璟称赞其打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李隆基还十分精通作曲、指挥和编排，亲自参与音乐创作，指导作品演出，甚至对表演服饰也是亲自把关，形成了唐宫廷“尚乐”的繁荣景象。同时，唐宫廷设有太常寺、教坊、梨园等乐舞机构，行使礼乐职能，表演歌舞杂技，培养专门音乐人才，启动编撰《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等文化工程。唐朝时期国家发展繁盛，推动了礼乐制度、宫廷雅乐的空前发展和繁荣，营造“朝廷序”“君臣和”“士民勇”的风气。但是，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由于统治政权变换频繁，雅乐进入了衰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