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西北日报社印刷厂党组织根据工人工资过低，难以养家糊口，群众十分愤恨的实际状况，发动工人起来罢工。在工人的坚决斗争下，厂方被迫提高工资，斗争取得了胜利。

　　西北公路局汽车修理厂工人在党支部领导下，1939年两次掀起斗争浪潮。一次是要求厂方对工人与职员一视同仁，享受购买厂方发售平价面粉的权利。在工人们的一致坚特下，厂方被迫答应了群众的合理要求。一次是反对厂方借故迫害工人。该厂无端怀疑工人偷盗，对工人肆意侮辱，野蛮搜身，群众忍无可忍，痛打了走狗，在激烈冲突中，警方逮捕了一些工人。党支部团结群众，不畏强暴，以罢工与厂方对峙，同时发动群众向警察局交涉。当局怕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被捕工友，斗争获得了胜利。

　　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的水伕工人斗争。当时兰州尚无自来水设施，市内生活用水，多靠千余名挑水工人从黄河里一担担挑送。这些“水伕”，多系四乡逃难的破产农民，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们都必须以艰苦的劳动换取一点可怜的衣食，白天沿街叫卖，夜晚多在城门洞或街头屋檐下栖身。国民党当局根本无视他们的苦难，警察、特务随意打骂，达官贵人拒交水费。1938年，警察局又借口“抗战，”强令水伕工人每周三次参加所谓“集体训练”，进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反动说教，因而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加重了他们的痛苦。党十分关怀和同情水伕工人的悲惨处境。郑重远、赵子明多次深入到水伕工人之中，与他们交朋友，热忱地启发和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团结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经过串连准备，于1938年夏天掀起了规模颇大的反“集训”斗争。这一天，全市供水几近断绝，大批水伕工人涌向省会警察局“请愿”，强烈要求取消“集训”，在广大市民的同情帮助下，当局十分惊恐地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从来任人欺凌的“水伕”破天荒的第一次获得斗争胜利，“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团结的力量，并开始认识了党，说党的这些人是好人，是为工人谋利益的”。这次斗争胜利后，党在水伕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群众斗争进一步开展起来，接着又取得1938年底向一些公馆、衙门索取拖欠水费斗争的胜利和1939年抵制当局强迫水伕无偿洒扫飞机场的斗争胜利。

　　市委领导的群众斗争，锻炼了群众，也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望。

　　4．协助中共甘肃工委开展秘密工作，掩护工委领导机关。

　　根据甘工委的指示和要求，市委在秘密搜集有关情报资料，社会动态，帮助上级机关掌握情况，决断问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邮局党员贺进民利用工作之便，秘密截取了甘肃特务机构寄往重庆的工作报告，其中重要的有涉及到敌人侦知的我党在甘肃的活动情况及部分特务名单。空军机场支部魏立人搜集了组织需要的第八战区及空军力量的有关情报。印刷工人党员梁朝荣也设法获取了国民党中央《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第八战区政工人员手册》及有关兵役方面的资料。为了掌握国民党军政部织呢厂的情况，市委还曾派党员去当工人，获取了所需资料。

　　市委所属党员多系兰州本地人或已居住兰州多年的同志，他们情况熟悉，掩护条件好。在掩护甘工委机关方面，市委承担了许多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如介绍社会职业、帮助建立掩护身份、解决路条、身份证、寻找合适的住房等。例如工委副书记张敬载同志就化名罗云鹏，与罗扬实同志兄弟相称，掩护身份，以利工作。工委委员王实先同志也曾化名罗云鹭，由市委提供了安全的住宅。市委通过上述工作，有力地协助和配合了甘工委的工作，为党在甘肃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三

　　当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掀起反共高潮之际，甘肃的白色恐怖也日益加剧。1940年6月5日深夜，甘工委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工委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及工委秘书赵子明等同志被捕入狱，工委委员幸免者只王实先、郑重远二人。为了保护党的力量，中共兰州市委书记陆云龙奉上级指示撤回延安，只留罗扬实坚持工作。在形势非常严峻和困难的时刻，罗扬实一面协助郑重远处理全省党的工作，一面对市委所属组织进行巩固工作。由于一部分党员因站不住脚撤离兰州，党组织采取措施，加强隐蔽，同时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鼓励同志们坚定斗志，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