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云开认为：老子哲学以解决人类终极性议题为根本，从宇宙的诞生、万物的起源、自然的规律到生命智慧、人的生活行为都进行了讨论，其学说涉及宇宙论、本体论、方法论，甚至涉及物理学、生物学。简单说，老子将世界所有的道理都说尽了，任何的人生问题都可以在他的哲学里找到答案。

　　《老子》后来被命名为《道德经》，共81章5000余字，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在敦煌写卷中发现的《老子》有两种途径：一是敦煌本土所写，再就是从外地传入。

　　许多写卷表明是在沙州抄写的。沙州即敦煌，敦煌地名在唐代屡有变更。武德三年（620年）设瓜州（州治在敦煌），武德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633年）去“西”字称沙州，天宝元年改为敦煌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沙州。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占领敦煌，直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这一时期的写卷上有的标明“蕃管沙州”。

　　敦煌既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从外地流入敦煌的写卷渠道也不同，比如流入敦煌的佛教文化作品，有的是中原内地西行求法僧带来的，有的是敦煌僧人到中原地区“乞经”带回的，再就是敦煌请内地僧人来讲经说法时带来的。

　　敦煌写卷中有相当数量的《老子》，原因在于汉代以来，老子的思想逐渐深入民众的心灵深处，在历史的积淀中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敦煌更不例外。有的佛教经文中也大量引用和提到《老子》等经典文献。《世说新语》中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 《老子》不仅作为经典作品流传甚广，而且不单为道家一派所有，成为各派推崇并诵读的公共读物。唐高宗时，要求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并尊《老子》为上经。

　　早在西汉末年，已有道教徒在敦煌活动。公元4、5世纪之交，敦煌凉州一线是黄老学及玄学流行地之一。在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中，写卷多以《老子》为范本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学者朱大星研究认为，《老子》在敦煌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其一是以政府颁赐道经的形式流传，史籍多有记载政府向地方或道观颁赐道经的事情，特别是唐代居多；其二是因道教自身经教传承及道徒持诵的需要而传抄；其三是作为学校教材而流布，敦煌从西汉设郡后设立学校。李暠建西凉国后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唐代敦煌学校有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之分；其四是为求福消灾需要而抄写。抄经的风俗在民间流行很广很久。通过写经的方式达到消灾求福的目的，这种做法在久远年代的敦煌非常盛行，也是很平常的事。因此，因祈福或供养功德等原因而抄写《老子》，也是《老子》在敦煌流传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唐朝，玄奘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了印度等国。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被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道德经》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老子的《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高达700多种。一战后，老子成为欧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根据老子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黑格尔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家海德格尔将老子“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的字句挂于墙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最喜爱的格言，几十年来，老子的《道德经》一直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公文箱里。德国哲学狂人尼采称赞《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孙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