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巴金指出了他的“长生塔”系列的三篇童话都是在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下写成的，而且“勉强称它们为童话”，是因为他认为孩子“不容易看懂”，只能算是“用‘童话’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并指出他的童话不能用安徒生童话的眼光来看。巴金这种自承与坦白，是真诚的，说明他也看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困境。一方面又要儿童读得懂，另一方面又要“说自己的话”，这种“儿童的”与“文学的”之间的矛盾，很容易限制作家的创造力，甚至最后不得不背离创作童话的初衷，成为“短篇小说”。好在这几篇是模仿，有的还是改写，相对容易一些。在这四篇童话之后，巴金直到1956年才写了两篇童话：《活命草》《明珠和玉姬》，而它们却显得想象力不够。

　　《长生塔》这篇童话蕴含着作者反抗残暴统治的思想，这应该是巴金的创作主旨。巴金所喜欢的爱罗先珂和王尔德，都是现实主义童话作家，他们的童话往往又都是小说，这种非纯粹童话的观念，分明影响了巴金。而巴金其实也并不在意儿童是否可以读懂，他甚至更希望把这本书献给“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这个“人”指的是成人。

　　由此可以看出，巴金并不赞同周如水的“童心论”，他创作童话是为了慰藉“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而不是希望这些人“回复到童年”。不论巴金童话是否成功，他的现实主义童话创作的实践，也给了后人经验和启示。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被派去当小学校长，此后一直教书。他的儿子舒乙说“他的一生，有半辈子，是在学校里，和小孩子，和青少年们在一起”。这种深厚的学校生活积淀，构成了老舍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从性格和心性上来讲，老舍也像孩子。冰心在《〈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中说：

　　老舍先生是一个热爱孩子的作家，他永远保持一颗澄澈的童心。在我们的朋友中，他是最能和孩子们说到一起的一个。无论是说笑话，谈正经的也好，他总是和孩子们平起平坐，说出自己最真实，最发自内心的话。

　　可能因为老舍缺少自觉的儿童文学意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总带有一些成人文学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了个四不像了”。关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刘绪源先生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有一段论述：

　　就这些片段看，并不远逊于卡洛尔！ 然而，它们只是片段。就整个《小坡的生日》来看，却是不能和《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比的。它没有一个充满幻想的奇异而完整的结构，故事也不是沉浸在童话想象的氛围中。作者本想写一个南洋华侨的很严肃的作品，因为时间不够，又不熟悉生活，而只熟悉儿童生活，于是写了这篇以南洋为背景的儿童小说。笔墨是写实的，但一写儿童，一放开手脚，顿时就趣味横生了。可见，作者本身是有着足够的童心童趣的，但他没有像卡洛尔那样把这作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内核，除此之外不需要添加别的分量；他只愿将此作为佐料，而主旨却是要写出“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一点其实是达不到的，从小说中根本读不出这么伟大的意思来。所以，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总结的：“这是幻想与写实杂在一处，而成了四不像了。这个毛病是因为我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

　　民国时期，老舍的这种创作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就导致早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得极其缓慢。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发展和走向成熟还有待后来者的努力，他们的经历，也说明儿童文学创作有自己的门槛，是不可以用“小儿科”的眼光来对待的。（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