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礼物到商品”的面食内涵

　　礼物与商品是两个涵义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说礼物的交换建立起来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商品的交换建立起来的是物跟物之间的关系。礼物的馈赠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活动，其核心在于维系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巩固当地社会的团结，是一种社会的联结纽带。在中国西北部的关中地区，礼馍作为体现和交换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物，在妇女亲手制成的基础上，在相互馈赠过程中也承担着维系情感和纽带联结的社会功能，是一种蕴含人情的无价的物品。对当地人而言，正如莫斯所言，食物的本质就是要被分享的，如果不能和别人分享食物，就是在“灭其精华”，这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一种损失。

　　如前所述，面食所承载的除了有满足人们日常生理需要的功能之外，它还是一种情感的象征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不再是智力的高低，而是在于有无象征符号使用。在村落中，如果哪户人家做了如同锅盖大小的锅盔馍，并将其分给左邻右舍享用，那么村里的人便会知道是这户人家新添了小娃。在这里，锅盔馍的馈赠象征着新生命的降临，而分享的行为则意味着这家人希望邻里共享喜悦的心境。通过对这种物品的象征意涵的熟知，其背后的意义就能够在村民之间心照不宣地表达出来。另一个例证的场景是，在孩子出生第十天的时候，孩子姥姥要给婴儿送亲手制作的“圈圈馍”和衣物，意味着要将孩子的魂儿圈住，不让孤魂野鬼带走，使之顺利地适应这里并健康成长;在出生二十天的时候，家里还要给小孩“做二十天”，即亲朋好友要带着鸡蛋、红糖和云云馍前来探望，而这家人会在当天宴请来看望过的人们，待到“满月”，产妇和孩子就都可以出门了。此时，亲朋邻里纷纷前来祝贺，主家要请来的客人吃一顿臊子面，意为“长寿面”。而这时，娘家还要给婴儿送一个“虎馍”，意为小孩长大后要向老虎一样彪悍有力。

　　然而，如今这些种类各异的花馍、枕头、香包等人们亲手制作的物品现在大都在集市或商店里购买，用当地人的话说来说，是“现在不讲究这了，买着送也方便”。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提倡的便捷生活方式使得乡村的诸多传统开始成为了一种更为表面化的仪式过程。在社会生活的场景中，金钱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传统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流。实在之物往往与深刻并非常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有联系，而虚无之物则相对缺失这种与人的关系。如今钱可以买到人们所需要的任何商品，包括食品。此前，人们只有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才能“吃上饭”，男性要依赖自己的媳妇，因此，回家吃饭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如今，超市、熟食店、餐馆的出现和增多使得现成的食品越来越多样，“想要吃一顿饭”变得非常容易，只要口袋里有钱，便不必在情感上依赖任何人，因此，回家吃饭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可见，食物制作过程的替代和转变所带来的是食品选择种类的多元化，食品的加工方式的机械化，馈赠食品的商品化。更进一步，随着国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食物的跨国合作日益增多，我们的饮食方式受到一种更精确也更片面的收支估算的制约，好吃的东西日益成为好卖的东西。

　　然而，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感受到，虽然在机器的推动下对于面食的加工和制作在形式上变得快速而便利，但实际上面食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象征性的表达意向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面食依旧象征着家的味道，象征着人生仪礼的不同阶段。在外长期工作的子女最怀念的味道就是家乡的那一口面，即使这个面是用机器压的，吃起来也要比外面卖的“香”得多，因为它蕴涵着家的味道和母亲的手艺。逢年过节，即使因为工作忙而在蒸馍店订购礼馍，但村民们还是记得在这样的日子要准备好馈赠和交换中要使用的馍，虽然她们没有时间亲手准备，但是这样的仪式过程还是无法省略的。就像北方人认为过年一定要包饺子。在人们看来，到了什么样的节日，就应该有相应的食物、相应的礼物以及相应的仪式来强化出这一天的特别之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懂情理”，因而被周围的人所批评或排斥。可见，在既有的社会文化架构下，面食的象征意涵仍在持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这些通过象征体系所体现出来的面食文化形塑了当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感知和思想。实际上，面食在当地社会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成为人们表达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情感表征的媒介。通过这些象征符号的意义联想，人们便会心照不宣地了解到其所表达的意涵，从而直觉到与之相符的观念和行为，因此在这些象征符号的交流和沟通之下，文化的秩序得以维持。

　　六、结语：追求方便的人及方便的面食

　　“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使得生活变得更为便利和高效。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改变，因此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习俗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对现实生存中的实践问题的应对。也就是说，传统的习俗会随着人们生存的实际状况而产生新的实践来加以应对，因此，习俗多多少少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其中，人的行为在这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们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来使用更为省时省力的劳动方式来提高效率，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不得不通过选择更为便利的生活方式来迎合自身的需求，这是社会的大环境所决定的。社会体系的改变带来了人们的新的需要，反过来在他们的主导下产生的是其所处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可以看到，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些变化，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承担家庭的经济负担，甚至有时还会成为获得家庭收入的主力，她们在家中经济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其权力的赋予，因而越来越需要压缩照顾家人饮食起居的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追求方便的饮食方式成为她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因此，在家庭面食的制作和烹饪行为上，女性开始更多地使用机器生产来代替原有的纯手工制作，并且随着方便食品种类的增多而带来人们饮食生活的变革。进而，面食在传统手工制作之中所蕴含的技艺和习俗随之弱化，虽然最终的产品可能在形态上与传统无异，但是过程的替代所带来的即是传统的替代。面食的诸多文化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传统，即并非是面食的制作过程和仪式中的原本内涵，而只是与此相关的面食的表面化的形态、功能和仪式化的行为。这样的“传统”与原来的习俗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着相互的紧密联系。原本的习俗是，在节日到来的前几天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要围在灶台前忙着赶制节庆特有的礼馍，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可以直接打个电话到村里蒸馍的店定制过节要用到的礼馍。可以说，虽然现在逢年过节村民之间仍保持着继续赠送和交换礼馍的习俗，沿袭着老传统的讲究，但实质上这样的传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生物性的基本需求上，面食作为当地的主食，仍占据着满足人们饮食需要的重要地位;在社会性的文化需求上，面食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仍是当地人习俗和信仰的载体。

　　基于面食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实践，它给当地人的饮食文化生活提供了一套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与此同时，这些准则又规范着他们在既定的社会角色下所应有的行动方式，以维护正常的社会文化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和表达，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秩序也得以产生和维持。然而，一旦这样的文化实践发生了变革，那么就要有一系列新的规则来加以应对，进而形成更为适宜的社会文化体系。通过以上对关中地区面食文化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到，从讲究的面食到方便的面食，当地人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不断地更新自身的行为来适应当下社会文化系统。虽然传统的饮食文化意涵在村落中已经发生了诸多革命性的转变，但它在社会生活中所承载的观念和价值却使得人们通过持续的文化加以转换和再造，使其得以不断地延续和传递。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 2014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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