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人文关怀与民间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休闲网（风雅中国）

[王建民]人文关怀与民间文化研究

在民间文化研究中，存在过度科学化的倾向。本文从方法论层面入手，从物质化和本质化两个主要角度，对这种倾向可能给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倡导在科学研究中增加人文主义的角度，以求促进民间文化研究产生更加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

人类学作为民间文化研究的支撑性学科，在研究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在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中也进行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的不同实践。然而，如何使得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民间文化研究中的运用更加娴熟和深入，却是需要加以思考和讨论的。

在与民间文化相关的研究领域，自近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化之后，诸多学科都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持续不断地愈来愈走向强势。一些人期待建立一个科学的民间文化研究体系，并为此而付出了许多努力。近年来，随着我国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许多学者对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和多样的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关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再一次凸现出来。

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学者们非常关注的方面。方法论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当然，对如何推进民间文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扎实和深入地进行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民间文化研究中，有两种最基本的也是通常人们认为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倾向：其一是实证主义或科学方法论，其二是人文主义或阐释学方法论。

人类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与西方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孔德和杜尔干，其主要思想是认为社会研究应该向自然科学研究靠近。它将社会事实当做客观事物来进行研究，认为世界客观存在于人类的外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等待研究者去发现；实证主义主要依赖用肉眼直接进行的观察和量的测量与转换来概括出对事物本质的结论，强调操作的科学性，也就是可以重复实验验证，要求研究过程是可以重复的。科学是“客观地、逻辑地、系统地分析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用来积累可靠知识的”（C．　L．　Lastrucci，1963：6）。在这里，强调了“客观”、“逻辑”、“系统”、“可靠”。在人类学学科中，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受孔德式的实证社会学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流派。钟情于科学的学者们极力追求学术的客观性，而且他们相信通过坚持努力改进测量和研究方法，就会使研究结果更为精确无误，人们能够准确地而且可以重复地对观察的现象进行解释。

与此相对，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则主张在研究社会现象和人的主体行为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注重人的主体行为的特殊性，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者应当关心研究对象在现实情境中的主观能动性。人文主义倾向对实证主义的挑战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挑战源于意大利学者维柯（Giambattisita　Vico，1668-1744），他的思想和启蒙运动绝然对立。他主张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所有活动和表现都具有一种独特风格，坚持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维柯也强调人类创造的意志、思想和想象与自然过程不同，可以从这些出自人为建构的知识领域内部加以认识。｛1｝在人类学界，人文主义方法论被吸收之后，发展成为后来的象征主义和阐释人类学等学术流派。持这种方法论观点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意义体系，应该对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互动关系做出意义上的解释，为人们提供社会、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科学取向比较而言，这种取向会更多地关注文化的多样性，更多地强调多元化的视角。

在结构主义之后，人类学界的理论探索逐渐放弃了对科学化的大范式的追求，同时也开始在学科的定位中注意到对人文价值的强调。奥特纳（Sherry　B．Ortner）在《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趋势，即迈向实践的趋势。这种趋势本身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种象征（symbol）；正是凭借这种象征，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才得以发展（Sherry　B．Ortner，1984：126-16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对以往的科学取向进行反思，进行了有关人类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在部分学者依然坚持人类学的科学性的同时，许多学者主张人类学是一种解释的艺术而非科学。争论之后，当代人类学家实现了方法抉择上的转向——更多地强调意义的多义性。人们已经认识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人类学知识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主体的互动中建构的，由此，人文主义取向逐渐获得了主导地位。

当人类学界重新思考方法论问题时，一方宣称要重新主张科学人类学，或者以对研究方法程序的关注，来使研究尽量接近在现实中所体现的“事实”并使之得到恰当的表述，或者探讨怎样将文化进行量化转换，用定量手段来修正以往人类学表述中不严谨的弊端；另一方则痛批科学倾向，认为正是科学主义让人类学走上了歧途，科学思想已经死亡，转而去关注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其实，即便是那些维护科学立场的人在批评和争论中也有重新思考。在争论中，能够体会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和对科学主义的校正。更好地辨析这些争论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对我国民间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同的范式影响下，人们对民间文化乃至文化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科学主义认知倾向也正是以科学价值为中心的方法论范式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在追求科学原则的实证主义理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以往的民间文化研究中，科学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过分强调切割为片段的民间文化物质器用的内容，表现出物质化的倾向；其二，在民间文化研究中一味追求从理性层面去分析和认识民间文化；其三，将民间文化结晶化，民间文化成为抽离了场景和情境的碎片；其四，盲目相信研究者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关系严重扭曲。

在上述这些倾向中，其主要的根源是在如何认识民间文化上出现了偏差，将民间文化物质化（materialization）、静态化（staticization）、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结晶化（crystallization）了。可以说，这些倾向都与认识论有关，但是前两者基本上是在研究取向上的表现，而后两者则属于认识论本身的问题。就我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以往的学术积累与沉淀和现有总体状况来看，相对来说，给民间文化研究带来这些影响的过度科学化的倾向应当是亟待加以矫正的主要偏向。如何认识我们所说的这些过度科学化倾向，为什么要矫正这些倾向，如何才能实现新的超越，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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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