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陵文化中比较独特的成分是诗经文化，它是房陵文化的血脉。诗经文化产生于西周，发育成熟期整整５００年。它的成熟标志就是《诗经》的完成。《诗经》是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字文学的源头和基石。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重文化和文学的朝代，当时周室有“采诗”制度和“献诗”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朝中公卿士大夫定期为天子献诗。正是周室的这种文化制度，才使《诗经》得以产生。被称做“行人”或“遒人”的采风者，不仅在王畿采集，也到过今天的山西、河南、湖北和山东等地。西周王朝建都于西安南沣水东岸，湖北紧傍王畿，而房陵正与王畿接壤。这里的民间文化发育好，并且有“好歌”的传统，于是就成了采诗人的理想之地。房陵属召公南国疆域，《诗经》中与房陵相关的民间诗歌，通常应在《诗经》“风”的召南中。“风”在古代有“教”和“音”的含义，朱熹则更直接地把“风”定义为“民俗歌谣之诗”。由此不难看出房陵民间诗歌的功用和价值。房县不仅是《诗经》的采录地，还是《诗经》的采录人、即为房县人所世代景仰的尹吉甫的故乡。尹吉甫是房县青峰镇人，房陵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采邑，至今那里还有他的墓冢、墓碑和供奉他的宝堂寺。尹吉甫是周朝大臣，为周宣王所器重。“兮甲盘”有１３３字的铭文记载着他征伐猃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的功绩。《诗经》中有赞颂他的诗章《六月》，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曾为“行人”到房陵采诗，并有《大雅·烝民》、《大雅·崧高》和《大雅·韩奕》等诗著。看来他是个有文韬武略的人。房陵原本就是有着好歌传统的歌之乡，宫廷派人到房陵采诗是对其好歌传统的肯定和策励。这种肯定和策励使房陵的好歌传统更加发扬，使房陵人上山有山歌，下田有田歌；农时有劳动歌，素常有生活歌；娱乐有盘歌，爱恋有情歌；人生有歌迎，人死有歌送：歌成风、歌成俗。《诗经》时代的歌谣，房县人今天依然在传唱，在２０世纪初叶，在民间丧葬祭祀活动中，还有童男童女唱《诗经》的仪式。在今天的房县，能唱千首民歌的人比比皆是，唱“四书五经”、“增广贤文”和历史演义等“大本头”的歌师，也难以计数。门古寺镇有３万人口，民间歌手有５０００多人，能唱千首民歌者有１２０多人。离开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很难做出解释的。最近学界有人提出《诗经》为尹吉甫主编。《诗经》大致编定的时间是在周景王元年，这已是在尹吉甫３００年之后的事情，尹吉甫主编《诗经》不大可能，起码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版本不是尹吉甫所编。虽然如此，学界对尹吉甫的重新关注，有利于掠去房陵文化的历史浮尘，打开房陵文化被尘封的历史窗口，有利于我们思考房陵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这样丰富，房陵的民歌和民谣对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是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应该怎么确定房陵在中国文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等等，这是一些在重新审视和研究房陵文化时所不可绕过的问题。

在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流放文化。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历史上把房陵作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这里的人数最多，而且品级最高，仅史书上记载的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１４位。在中国的历史上，河北的沧州、黑龙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较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没有哪一处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与房陵相比。自秦以来，房陵有数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亲政的时候，长信侯嫪毐趁秦始皇刚刚亲政起兵叛乱被处死，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４０００多户上万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陵。第二次是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陵。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广武王李承宏，还有广为人知的庐陵王李显等被贬谪房陵。第四次是五代两宋时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贬谪房陵。我国人口在秦朝时只有几千万，西汉末期近６０００万，唐朝仅５０００万、宋朝仅４７００万。房陵在这些朝代里人口之少是可想而知的，西汉时期约２万；唐朝时房陵置郡辖４个县，人口仅有７万；宋朝时房陵置州辖两个县，人口不足５万。如此之多的帝王，如此之多的人口被流放到房陵，这意味着什么？房陵流放地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流放地最大的差别、最大的不同，就是房陵流放地不仅是人口的流入和徙入，重要的是文化的介入和植入。流放文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是异质文化，它所带来的宫廷文化必然与本土文化发生融会和整合，这种融会和整合形成了新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堪称房陵文化的精华。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史学家忽略的问题，这就是被流放的帝王将相并非都是王朝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有些皇亲国戚或亲信党羽犯了游戏规则，放在宫廷里碍眼，或者不贬不谪不足以维护王朝律令的尊严，宫廷就将他们流放到离国都并不很远既荒僻又富庶的地方去。对于建都长安的王朝而言，房陵就是最理想的流放地，盆地地形，山高水险而土地却很肥沃，被流放的人到了这里既跑不了也饿不死，适中的距离也便于朝廷监视督察。这使残酷的流放带上了温情色彩。唐朝庐陵王李显可算做一例。他被贬谪在房陵长达１４年之久，在这里卧薪尝胆，筑城建宫，以图东山再起。历史上被贬谪在这里的帝王将相修宫建殿依然称王者，远不止庐陵王一人。于是就宫廷文化而言，房陵就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这种“陪都文化”是房陵文化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成分。

纵观历史，被宫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带到房陵的宫廷文化，改变了房陵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这个独特的地域里，王与民的亲和、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独特独到的篇章。

这一独特独到的历史篇章，决定了房陵的文化中心位置。被这个“中心”的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和流放文化等４种主要文化所辐射或覆盖的地域，形成了房陵文化圈。房陵辖境在历史上虽然并不恒定，但是幅员广大，至今还有“千里房县”之誉。它的大致范围包括现在的房县、竹山、竹溪、保康、郧县、神农架和十堰市区等县区。房陵文化圈的区域，基本上就是这个区域，相当于或稍大于现在的十堰市行政区划，是比较完整的鄂西北地区。建立起房陵文化圈的理论，鄂西北各地域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在房陵文化中得到解释。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神农架林区发现的《黑暗传》引起学术界很大兴趣。《黑暗传》实际上是祭祀活动中歌师的唱词，最近在房县西蒿坪村又发现了与其相同的祭祀唱词《待尸歌》和《盘根》。“待尸”丧葬习俗极有可能起源于假死现象，这种祭祀仪式就是待尸还阳，等待假死的人再活过来。因此在《待尸歌》的最后部分还有《还阳歌》。西蒿坪村有任姓两兄弟，一个７０岁，一个６５岁，兄弟俩擅长唱书，专唱大本头的。他们俩各有一部《待尸歌》唱本，一朝一代共有３６朝，唱词比《黑暗传》要流畅得多、口语化得多，韵律也规范工整，可以让人感受到《诗经》的遗风和韵致，这应该是歌师唱本的最原始版本。在封闭的大山里，宫廷里的东西民间歌师缘何能这么清楚？把这一现象放到房陵文化圈里考察，《待尸歌》和《盘根》以及《黑暗传》极有可能就是流放文化的产物，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宫廷里的人带来的，或者宫廷里的人到了这里而产生出的祭祀方式。事实上这种祭祀方式和《待尸歌》也仅在鄂西北地区的丧葬习俗中才有，又恰在房陵文化圈内。

房陵文化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域文化，有着地域文化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多学科价值，也有着文化流动与积淀、异质文化介入与植入、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互动和吸纳以及整合等多课题研究价值。房陵文化圈是大房陵文化，是研究房陵文化种种价值的文化地域层面，也是进行房陵文化与周边文化比较研究、房陵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文化地域层面。建立房陵文化圈的理论，界定房陵文化的圈层，才有对房陵文化达到全面认识和立体研究的可能。这是房陵文化圈建立的学术必要和全部意义。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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