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主体逐渐流失

　　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大，留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原来传统的礼仪规范、仪式实践、风俗习惯等也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的萎缩。

　　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其功能逐渐在消弱。对民族地区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民族语言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一些民族语言濒临消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一些研究者发现，朝鲜族人口流动引致的朝鲜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对朝鲜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朝鲜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由于朝鲜族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语言环境正在逐渐消弱，朝鲜族后代正面临着丧失民族语言的趋势。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遇到的问题就更大。散居地的多数朝鲜族青年兼通甚而精通汉语，与异族通婚后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汉语，风俗习惯上与汉族趋同，使传统的朝鲜族民族文化与习俗难以承继。

　　人口流动还会改变少数民族人口对待民族语言的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民族语言不方便交流，没有价值，而不让后代学习民族语言。比如，在湖北省苗族聚居地区，一些孩子随父母流动到流入地汉族学校读书，他们一开始就处在与民族语言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之下。即使是留守儿童，其父母也要求他们说汉语，学好普通话，并且嘱咐长辈不要跟孩子说苗语，因为他们认为“苗语跟不上形势，教娃娃讲苗语，长大后吃不开，与外面交流不方便。” 跟随父母在外流动的孩子没有机会学习民族语言，而在家乡的留守儿童则不被鼓励学习民族语言，这就使得民族语言失去了传承的场域与主体。

　　同时，民族地区蕴含着少数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的口头传统、仪式实践等文化，也都存在着传承断层的问题。

　　著名人类学者纳日碧力戈认为，文化的存在形式是复制，文化被不断地复制，在复制中存在，在复制中保持意义，所谓“原汁原味”的文化，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文化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派生，要找到它客观实在的源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说的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是某些现实事物或话语形式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靠说服和信奉来得到认可。因此，口头传统是民族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有研究者对哈尼族进行调查发现，哈尼族在火塘边唱的哈巴被现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作为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传统文化代表的“莫批”，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现在的年轻一代对古老的仪式不感兴趣，不少无形的口述遗产濒临灭绝。

　　传统仪式实践及生活实践的传承主体也相应减少。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走出了壮族文化所包围的传统社会，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更为广阔的文化氛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会进行唱壮族民歌、穿本民族服装、做鞋垫送情人、织布等传统生活实践了。而朝鲜族聚居地区的人口外流，使一些传统的体育实践开始衰落。例如，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荡秋千和跳板，过去很受群众喜爱，凡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近年来，荡秋千和跳板运动逐步消失。尽管国家每4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把荡秋千纳入竞技项目，但是，愿意练荡秋千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传统的劳作实践也面临着传承困境。如在稻作文化发达的哈尼族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出使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面临亟待保护的紧迫性。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本是梯田耕作主力军的哈尼族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入城，意味着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和梯田的荒弃。年轻一代的哈尼族对很多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稻作技能都很陌生，农业遗产濒临灭绝。

　　民族地区人们价值观变迁的影响

　　民族地区的打工人员相对来说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落后。打工者进城打工后，受城市文化的影响，逐渐习惯和接受了现代生活，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其中，思想观念包括婚恋观、教育观、生育观、消费观、娱乐观、时间观、市场观念、养老观等。

　　除了交通、通讯越来越快捷便利等原因外，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在民族地区文化变化过程中起着更加直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外出打工的主要是青壮年，他们返回家乡后，身体力行地用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影响和改造流出地主要是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进而导致民族地区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迁。有研究者指出，外出务工的维吾尔族青年在天津、浙江工作几年后，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很大变化，会推动南疆社会逐步接受现代化和对外交流，发展成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这样一来，由于缺乏必要的受众与市场，民族地区尤其是有着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也逐渐呈现出滞缓状态。有研究者通过对朝鲜族的调查发现：朝鲜族人口流动频繁，而且流入异地后多与其他民族杂居，难以接触本民族的文化设施以及各种新闻媒体，因而朝鲜族的文化部门如报纸、刊物、出版、广播、电视、文艺团体等由于缺少营运空间，难以维持，民族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曾这样形容文化变迁：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去，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的确，人口流动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文化中的各类因子不断被创造也在不断流失。文化正在不断被社会大环境形塑着，一些传统习俗开始消失。

　　我们也看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市中接触并学习了城市文化，回到民族地区后，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者。虽然在整个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的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少数民族人口频繁流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并不会使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及其内涵完全丧失，而是会呈现出一幅传统文化因子与现代文化因子互相整合、互相渗透所重构的民族地区新的文化形态。并且，传统文化因子以新的形式出现，或者新的文化形式以传统文化作为载体呈现，新旧文化因子的互相渗透、并存，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前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7CMZ012)、安徽大学杰出青年培育项目(编号：SKJQ1002)部分成果。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4年5月9日第06版
【本文责编：CFN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