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宽松与城市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元杂剧的兴盛

　　元杂剧在有元一代获得蓬勃发展，迅即进入巅峰状态。但是随着杂剧中心的南移，杂剧也由兴盛走向了衰落，在同南戏的竞争中，终于为南戏所压倒。元代杂剧的兴盛繁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特殊爱好，也有赖于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还有赖于思想文化政策和制度的宽松开放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科举制度较长时间的废止，在促使很多文人走向勾栏瓦肆的同时，也对元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创作。书会的组织，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

　　学者叶蓓认为，元代文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宽松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元代的政治制度比较宽松。蒙古民族具有粗犷豪放的性格,他们推行汉族传统的儒学以及程朱理学的态度不很积极，他们心中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忠孝节义观念比汉民族淡得多。同时，统治者对其它宗教思想采取宽容态度，对思想控制并不是很重视，对言论也不大加干涉，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统治者虽然也查禁戏曲作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但只要不是直接咒骂蒙古统治者和直接鼓吹反抗的都不会遭到禁止。这使作家的写作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和受到较少的束缚。统治者的这些做法都为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提供了有利条件。“试想，如果元代也象明代一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严厉的控制，利用‘八股取士制’强化对文人思想的禁锢，制造形形色色的文字狱，那么会出现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杂剧大家，会出现象《窦娥冤》一样充满现实主义内容、直接揭露并对黑暗的社会政治进行强烈控诉的作品吗？明代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元杂剧失去了其适宜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从而迅速衰落下去，这从反面说明了元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叶蓓指出，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则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从公元1267年开始历时18年营建的大都城(汗八里)，成为元代统治中国的中心。《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当时的大都城已成为东方商业的中心：‘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事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住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不仅大都城中心如此，‘此汗八里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因而，作者发出由衷的感慨，‘盖此城为商业繁华之城也。’由此可窥元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斑。”“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全套的舞台设备、服装道具等必要的物质条件；城市人口的汇集又为其提供了众多而又较稳固的观众群体。当时还吸引了许多人开始成为从事文艺活动的专门人士。于钦的《齐乘》卷五《风土》中说：‘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士人。’平江(今苏州)更是盛况空前：‘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该城为工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甚众。’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中记载当时名演员就有二百多人，他们为元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叶蓓认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元杂剧的剧本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素材。“孟汉卿的《魔合罗》中，就以一个小商贩为主人公，刻画了当时城市经济发展的景象，以及此背影下的人生世态。剧中第一折(后庭花)正末唱：‘俺家里有一遭新板搭／住两间高瓦屋／隔壁儿是个熟食店／对门儿是个生药局／怕老的若有不是处／你则问哪里是李德昌家绒线铺／街坊每他都道与……’。作者在这样一个经商业贾成为一时风尚的社会里，刻画出了这种生活环境下的人情百态，是完全合乎现实、合情合理的。同时，这种引入也是对杂剧传统题材的一种突破。”

　　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元杂剧的民族色彩都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表现了各族人民之间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逐渐融合和审美情趣的趋向一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说明：本文分两期刊发于《中国民族报·理论时空》，刊期为2013年6月7日和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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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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