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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三]论民间文化传承场

民间文化的创造主体，创造民间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需要不仅是整合自然场、社会场、思维场这三类中介实体的基本动力，也是形成传承场的基本动力。人类的群体有多少种需要，就产生多少种传承场。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的产生虽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与人类同步诞生，但至少已有数万年的历史，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深入到其它文化领域，拓展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形成多种传承场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特点。这种重叠和渗透不仅有精神文化的层面，也有物质文化的层面。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行为道德规范；它既有政治的内容，又是经济行为；既有宗教的神圣，又有世俗的内容；既有宗教的狂热，又有理性的认识；既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又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萌芽，甚至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生产生活方式等发生密切联系，剥夺其内涵，纳入自己的体系。因此，宗教，特别是原始宗教是一种民间信仰，主要是满足人类心灵上的平衡而产生的，请神灵给人类以保护，并产生以自然场为主体的祭坛、神坛、教堂、寺庙，以及各种祈祷方式，甚至“鸠占鹊巢”，借别人的传承场来发展自己，成为民间文化传承中的一大奇观。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最难相融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9］（P92）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在原始时代，人们最关心的是两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此，在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中，生殖崇拜的文化占有较特殊的地位，由此还形成自己独特的传承场。这方面在我国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里、原始宗教里、民情风俗里、神话传说中都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

对女性和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是史前时期一种普遍的崇拜，它反映在神话里，就是对女神的崇拜。在他们的观念里，人的繁衍与女性的生殖直接有关。云南剑川石宝山的“阿姎白”石刻就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典型体现。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又出现了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

这些生殖文化及其传承场的出现就是为满足人类生殖繁衍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场，依附于原始宗教，民情风俗之外，大多都采用某一象征物作为自己的文化传承的依据，即使是女性的裸体雕塑，都极尽夸张之能事，突出女性的生理特征：巨腹、豪乳、丰臀、夸大的女阴等。用葫芦、鱼、蛙、花卉、蚌、船等来象征女性的生殖，发展到后来，这些演变为一些较抽象的符号。而男性生殖崇拜，它的传承场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走写实之路，以石祖、陶祖、木祖为代表；二是走象征之路，主要是把鸟作为男性生殖的象征物。在太阳里有一只乌鸦，它有三只脚，所以叫“踆乌”，就是男性生殖的象征。现代民间还有骂人的粗话叫“鸟”（读作diǎo），就源于此。

关注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现代意识，在几千年前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萌生了，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较朴素的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更加成熟，产生出自己独特的生态观和保持生态平衡的种种禁忌，即约束机制，宣扬和传承这些生态观的传承场也出现了。这是民间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主要表现在对森林、树木的保护，对水源（如泉水、龙潭、井水、沟渠）的保护，对土地、草场的保护，对某些动植物（图腾）的保护，对村寨、民居环境的保护等等，而这些地方也就是它们的传承场。它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把它们神性化，把它们列为禁区，用宗教的权威来加以震慑，造成心理上的恐惧感；一是利用社区林寨的力量，制订出一些民俗礼仪制度、乡规民约对它们进行保护，约束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人们的需要还有：劳动协作的需要，教化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分工的需要，社交的需要，交换的需要，社会规范的需要，社会角色转换的需要，政治的需要，战争的需要，训练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纪念的需要，娱乐的需要，旅游的需要等等而形成的节日活动传承场，生产生活传承场，婚姻丧葬传承场，集市贸易传承场，传授技艺传承场，以及各种纪念性的事物的出现，如图腾柱、碑、塔、坛、岩画、壁画、雕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民间文化传承场的范畴。

在我们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场作出初步分析之后，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为了保护和发展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我们还必须保护民间文化传承场，改造旧的民间文化传承场和建设新的民间文化传承场，使民族民间文化这个传承的中介实体在新的时期，不仅能畅通无阻，而且还能发扬光大。这是因为传统的民间文化的传承场，虽然有它自我的更新机制，但它们毕竟是为适应传统农耕文化而生的，远远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前面我提到的火塘，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而产生的传承场，它可能延续了几千年，但随着森林的禁伐，能源的现代化，以及大众传媒如电视的普及，火塘作为文化传承的作用淡化了，甚至从家庭中消失，它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也可能化为乌有，这就要求我们建设新的传承场。又比如彝族有个赛装节，这原本是永仁县一个乡村妇女们的节日，也是民间文化的传承场。现在随着改革开放，旅游文化的兴起，它由一个乡村变为楚雄彝族一个大型的时装节，规模和文化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改造民间文化旧传承场一个成功的范例，这说明改造旧传承场，建设新的传承场是可能的，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王松，等．傣族文学简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3］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4］张福三．南诏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5］朱智贤，林崇德．思维发展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刘奎林．灵感发生论新探［A］．关于思维的科学［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本文原载《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02期，第2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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