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永浩]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演变－中国文化休闲网（风雅中国）

[都永浩]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演变

定居后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只是性质完全不同而已。前文谈过，中国政府的定居政策完全是为了这些民族更好的发展，只是因为生物进化的法则是无法避免的，才导致了悲剧的出现。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建立专门的结核病医院、免费治疗等，将这种灾难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另外，事实上这3个民族历史上已开始接触汉、满、达斡尔等民族，已经在生理上具备了一定的防疫能力。由于上述原因，加之这3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普遍的通婚，这些民族的人口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这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悲惨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鄂伦春族的人口从1953年的2262人增加到2000年的8196人；赫哲族从1964年的718人增加到2000年的4640人；鄂温克族从1953年的4957人增加到2000年30505人。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适者生存”法则这在几个民族身上的体现。鄂伦春族是从1953年定居的，定居点的周围是汉、达斡尔等民族，这3个民族自身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抵御周边民族携带病毒的侵袭。定居近30年后的1991年，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总人口的患病率仍然高达45％；结核病的患病率从建国初的10％以上降至3．32％，但仍大大高于全省平均0．64％的水平。1962年，鄂伦春自治旗的结核病患病率为17．2％，1985年为11．86％，1988年降至2．4％。目前全国鄂伦春族的结核病患病仍未降至2％以下。赫哲族定居的历史较早，并与满族先民长期杂居，但是对传染病的抵御能力仍然较低，特别是对伤寒和结核病的抵御能力较弱。建国初期，敖鲁古雅136名鄂温克族人中70％患有结核病，现在的结核病患病率仍然远远高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均水平。受结核病、酗酒、非正常死亡等因素影响，这部分鄂温克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4岁，人口出现负增长。

与生物进化的适应性相比，心理与文化适应和整合更为重要。捕猎、捕鱼、采集文化是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产生的，属于原始文化的范畴。当原始文化与农业或现代文化相接触时，最初的表现是相互之间的冲突与排斥，而且往往最终是先进文化吞噬掉原始文化。然而原始文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或没有任何价值，其实它是所有民族都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既有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的因素，也有现代文化有价值的借鉴因素。比如，原始氏族制的民主制度、互助机制、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意识、纯美的纹饰与造型艺术，等等。关键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始文化在与先进文化的碰撞中如何保持一种平衡，既能吸收先进文化的优秀成分，糅合、整合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以利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发展，又能把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传承下来，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对落后民族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还没有看到两种文化能够和谐、平衡、有利整合的过程，更多表现为冲突和以强融弱。在这一过程中，原始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在适者生存法则下被淘汰，能够较好地适应现代文化的人是少数，而他们的后代由于接受了现代教育和大量与外族的通婚，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甚至完全融入现代社会。中国的北方渔猎民族未能幸免于适者生存的残酷。1980年至1986年，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族非正常死亡率很高，其中，乌鲁布铁7人，讷尔克气11人，朝阳13人，古里17人，小二沟4人，托扎敏51人，总计112人。1973年至1979年，一个鄂伦春族公社鄂伦春族的非正常死亡率占该公社鄂伦春族人口的5％。另据对黑龙江省两个鄂伦春族公社的统计，1980年至1982年，鄂伦春族非正常死亡24人，占死亡人口总数的52．17％。另有一个鄂伦春族公社，鄂伦春族人口442人，1982年至1983年，非正常死亡占死亡人口总数的50％。1987年统计，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自定居以来非正常死亡人口占该年度鄂伦春族人口的15．78％［9］。为什么有如此高的非正常死亡率，其实就是文化冲突和弱势文化无法适应现代文化的结果。定居前，游猎采集的鄂伦春族尽管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他们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处于平等的、民主的、互助的社会机制中。猎人们是无忧无虑的。但定居以后，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环境和人际关系，他们与其他一些人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他们不能完全从事他们认为快乐的捕猎、捕鱼和采集生活。传统文化正离他们远去，而又不能适应或不喜欢现代文化，很多人处于两种文化的中间，酗酒便成为普遍的现象，非正常死亡的出现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定居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事实上，如果鄂伦春族当初不选择定居，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必定像有些其他古代民族那样消逝在历史中。

类似的情况目前在国外也普遍存在。20世纪80年代末，加拿大对印第安人给予较大力度的扶持，当时40多万印第安人分散在2260个保留地（目前有50％的土著民族居住在城市），占地660万英亩。目前还有近50万平方公里北方寒冷地区的土地由土著民族直接控制。他们的村落社政府的经费由联邦政府提供；有权参加各级选举，担任各种公务员；有权享受政府设立的一切社会福利措施；在保留地可以免征所得税，部分免征政府销售税；享受免费医疗；资助在保留地建造住房；享受生活补助费；免费上高中、资助大学教育等。即使如此优惠的扶持政策，印第安人的人均寿命当时只有30—40岁，而同期全国为70岁；自杀率是全国平均的6倍，青年人是全国的14倍；暴死率为全国的3倍［10］。而目前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境遇也未有多大的改善，土著民族结核病的发病率高出非土著民族6倍；人均寿命比非土著民族低6．4年；严重的酗酒和家庭暴力普遍存在，等等。

对北方渔猎民族的扶持政策是必须的。由于历史因素，没有这一过程就永远实现不了民族间的平等。因为，即使赋予了他们平等权利，他们也没有能力享受。但是扶持政策不能是永久性的，因为这会滋生依赖意识，从而不利于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形成和增强，消磨创新意识，还有可能成为产生盲目优越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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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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