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瑰丽神奇、异彩纷呈的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典型例证，还是极具研究价值和开发意义的文化宝库。由于受历史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青海的多元民族文化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少人问津。改革开放之后，青海院的科研人员，怀着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开展了拓荒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民俗学、民族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陆续推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学术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嘱目。
     受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许多古老的、曾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民俗事象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而在青海，一些在其他地方日渐消失的民俗活动，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存活着、传承着。青海院科研人员立足于这片文化热土，致力于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挖掘、搜集与整理工作，在民俗志编纂与民俗文化普及方面成果颇丰，已出版的主要成果有：《青海风俗简志》《西宁方言志》《青海掠影》《江河源头的民俗与旅游》《青海风俗》《中国民俗大系·青海民俗》等。其中，朱世奎研究员主编的《青海风俗简志》，是青海省第一部民俗志专著，该书从生产、生活、礼仪、岁时、社会习俗等方面入手，对汉、藏、蒙古、土、回、撒拉6个青海世居民族，作了较详细的描述与介绍，较全面地展现了青海风俗的整体面貌。赵宗福教授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青海民俗》，堪称是青海民俗志编纂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将青海民俗分为生产、村落、部落、家族、居住、饮食、服饰、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艺术及其民俗十一大类，分类严谨科学，描述翔实细致，代表了青海目前民俗志编纂的最高水平。
     在民俗学领域，多年来，青海院科研人员深入民间，对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新意和创见的学术论文。如赵宗福发表于《文艺研究》上的《论河湟皮影戏展演中的口头程式》一文，运用西方口头程式理论，结合河湟皮影戏的展演实况，总结出了民间文艺学中口头程式化创作和传承的规律，从而回答了史诗和民间戏剧中的口头即兴创作与表演如何展开的重要问题。而其发表在台湾《民俗曲艺》上的《地方文化系统中的王母娘娘信仰》一文，选取甘肃省泾川县王母娘娘信仰为文化空间，在两次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把王母娘娘信仰这一普泛化的中国民间信仰放在地方文化系统中进行个案化的分析，进而提出了关于中国民间信仰基本结构功能的新观点，对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民间信仰具有实际意义。
     《格萨尔》是目前世界上发掘篇幅最长、流传最广的英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青海是《格萨尔》流传的主要地区之一，在藏族、土族和蒙古族中均有流传。青海院在《格萨尔》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成果突出。赵秉理研究员精心编辑的五卷本大型学术资料《格萨尔学集成》，对我国从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分散发表的有关《格萨尔》的研究文章进行了汇集编纂。该书集历史性、系统性、信息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是一套比较完整地研究《格萨尔》的文献资料，填补了《格萨尔》学研究文献的空白，被国内外学者称作“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资料宝库”。
     由何峰研究员撰写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一书，将《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借助《格萨尔》提供的大量资料，深入探讨古代藏族部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制度以及宗教、巫卜、伦理道德、文娱体育等传统文化，从《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部落社会面貌中透视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影子，再现了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雏形。
     由赵秉理撰写的《格学散论》一书，对史诗学、《格萨尔》的族属、《格萨尔》与古代藏族部落战争、藏蒙《格萨（斯）尔》的关系、《格萨尔》学的学科体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某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翔实的文献资料。
     青海花儿是西部花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地域和民族特色著称于世。花儿在青海流传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曲令之繁令人惊叹。赵宗福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撰写的《花儿通论》是国内第一部对“花儿”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专著。该书自觉地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花儿，从定义、源流、格律、社会内容、音乐艺术、花儿会等方面对花儿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对以往花儿的搜集整理、创作实践、理论研究等进行了总结性的概述，填补了花儿整体研究的空白，将花儿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沿用的历代诗人漫呤花儿的诗句资料十分珍贵，特别是高洪在明代成化年间所写的“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使花儿的文字记载比张亚雄当年首次披露的吴镇说提前了近200年。
     神秘而辽远的昆仑神话是中国古典神话中最有影响的神话系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一。21世纪初，昆仑神话和文化研究成为文化热点。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昆仑神话和文化研究的热潮中，青海院科研人员潜心思考，钩沉索隐，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自己独特见解和理论创新的论著，如《岗仁波钦信仰与昆仑神话》《黄河之水青海来———河源神话之谜破译》《中国月亮神话演化新解》《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也谈西王母》《西王母考》《昆仑神话》等，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由崔永红研究员撰写的《西王母考》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作为人的西王母应是西周初期活动在环青海湖地区的羌人母（幕、膜、穆）部落首领,不一定是女性”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赵宗福撰写的《昆仑神话》一书，论述了昆仑神话的基本内涵、昆仑山风貌、西王母形象的演化与变异、相关神话故事、文化价值与影响等，较全面地梳理了昆仑神话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了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该书第一次系统地对昆仑神话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使零碎而不完整的昆仑神话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面貌，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记忆，承载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信息。青海院民族所、文史所、藏学所的研究人员，对青海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论著。穆兴天研究员主编的《青海少数民族》一书，运用大量史籍资料，首次对藏、回、土、蒙古、撒拉青海5大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演变、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和资料价值。马进虎博士撰写的《两河之聚———文明聚荡的河湟回民社会交往》一书，以文明交往理论为指导，以回族伊斯兰文明与汉族儒家文明、藏族藏传佛教文化在河湟地区的交流为纵线，以回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宗教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为横线，编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民族交往图画。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河湟地区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的空白，对该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回顾走过的足迹，在青海高原这片亘古寂寞的土地上，青海院的科研人员作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与全国正在走向纵深的民族文化研究相比，青海院还需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青海院的多元民族文化研究真正走向辉煌。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8-7 16: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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