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姑毕摩文献，现藏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克博物馆，John Putnam 摄

　  彝族文化传统有鲜明的民族性、支系性和地方性。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自称“诺苏”，人口近200万，是人口最多的彝族支系。千百年来，诺苏彝族在这片富有古老文化、神奇传说、迷人的自然景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和保留着中国彝族古朴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创造了具有凉山自然封闭形态的、包括毕摩文献和十月太阳历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化。故而，诺苏作为中国彝族中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支系而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

　　彝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凉山彝语属彝语北部方言区，又分为“依诺”、“圣乍”、“所底”三个次方言区，以“圣乍”次方言为凉山彝语标准音。彝文属表意的音节文字体系，是一种古老的、独成一格的“自源文字”系统，历史上的汉文史志记载作“爨文”或“韪书”、“倮文”、“罗罗文”等。由于彝文的创制与应用与祭司毕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亦称之为“毕摩文”。彝文创制于何时无从稽考，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但仅据现存的汉文史志和彝文史籍资料，以及我国现已发掘文字考古材料而言，可以断定，两汉之际彝文已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文字体系，彝族就已“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有了以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存在已具相当规模的毕摩彝文典籍，其古老的书写文化和文献遗产，历经沧桑，沿传至今。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下称“毕摩文献”)被金沙江南北两岸两百多万诺苏支系的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的“司木哈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毕摩文献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被祭司阶层所垄断，却又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传播而超越了毕摩集团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她既是我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创造力的见证。

　　一、毕摩文献的传承群体

　　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彝谚有曰：“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古代彝族文化遗产，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这些民间文献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在彝族社会，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毕摩被尊称为大毕摩，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毕摩大师。教育经典《玛木》说：“德古(头人)靠聪敏，勇敢靠臂力，富裕靠牛羊，毕摩靠书籍。”毕摩教育及其师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世传的经书知识教育，其文化权能的象征就是拥有大批祖传的彝文典籍。明清以来毕摩长期生活在民众之中，既受毕摩文化之熏陶，也深受民间文化艺术的影响，他们博通众艺，能歌擅诵、善书会画，不仅精通文史，也熟谙民情风俗、神话传说、故事谣谚，有的还懂彝医彝药、天文地理，真正“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具有多种知识技能的“民间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毕摩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等方面的文化教育角色，毕摩文献及其仪式经颂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具有凝聚民族认同和表现民间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的功能。

　　二、毕摩文献有其完整的系统性

　　凉山彝区广泛流存的毕摩文献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谍、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从其发轫、繁荣到鼎盛、发展，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深远。毕摩文献堪称是彝族人民世代相承的“知识武库”和“百科全书”。已故语言学家、彝文文献专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毕摩经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关系到彝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问题，毕摩文化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摩文献是彝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宗教绘画、造型艺术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与民族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三、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的独特性与稀有性

　　毕摩文献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恢宏灿烂，在中国彝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传承文明，独树一帜。

　　1)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自成一体的“自源文字”系统。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字共有30多种，其中多数为借源文字，即借助于其他民族的字母、形体、笔划、结构而创制的文字，如藏文、蒙文、满文、傣文等);只有少数几种为自源文字，如汉字、彝文、纳西族东巴象形文等。从中国本土文字的原创性与文献典籍的丰富性而言，毕摩文献及其文化创造力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2)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是人类书写文化及其技术发展的生动载体。彝文经书的抄写、装帧和流通有着独特的民族传承惯制，传统的抄写工具、书写材料及各类介质的毕摩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记忆与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民间普遍流存着牛皮经卷、羊皮经卷、布面经卷、古宣纸经书、现代白纸经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2001年凉山州雷波县八寨乡朱龙村的世袭毕摩吉木阿龙代表父亲将祖传的一批古代彝文实物共计17件，无偿捐赠给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中既有皮书、布书、纸书和三枚铜质印章，还有鲜见的竹简、骨书和木牍──几乎囊括了仅在彝文古籍中记载过的各种上古彝文书写的载体形式。这批文物是吉木家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记载有天地形成、神话传说、婚姻世族、战争迁徙、族群分支、祭祖仪轨、历史人物等内容。有的文字书写奇谲，深奥艰涩，今人已无法作出解释。

　　3) 毕摩文献有其自成一体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凉山彝文字数一万有余，常用者2000余字。一般自上而下直书，或自左向右横书;北部方言即凉山彝文的阅读习惯独具一格，书写时从上到下竖行书写，阅读时将经书向左调转90°角横看，这在汉文文献记载中被称之为“左翻倒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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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凉山日报 200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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