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文献 阿牛史日摄

毕摩文献 阿牛史日摄

美姑县的毕摩（左一）和德古（左二） 阿牛史日摄

美姑县毕摩在送灵仪式上诵读经书。 巴莫曲布嫫摄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1972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等等各种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可谓浪潮迭起，向世人展示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同时，我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和文化工作者、各民族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传承人也都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为入选“名录”而努力协作。近日，又一批《中国档案遗产名录》公布，《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名列榜首。曾经屡遭质疑的毕摩文化终于以“文献遗产”之名入选国家级名录，这是让人振奋的好消息。然而，入选名录绝不能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终点，接下来的工作将更加紧迫和艰巨，任重而道远。

　　挣脱枷锁的毕摩文化

　　自古以来，彝族传统文化主要通过故事讲述家、史诗演述人、歌手、艺人、长老德古和苏易，尤其是祭司毕摩等民间文化传承人得以世代传续。但是，毕摩文献被列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急速变迁的全球化趋势下，同其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一样，彝族的文化传承遭遇了多方面的冲击，尤其是毕摩文化，在那个年代里甚至被归为“封建迷信”而饱受非议，屡遭摒弃，步入濒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档案局局长阿牛史日曾面向凉山彝区城镇的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做过调查，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毕摩及毕摩文化”时，90%以上的人都认为毕摩文化是“封建迷信”。长期以来，“迷信”一词成了“毕摩”的代名词，连普通的彝族家庭在举行毕摩仪式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说：“今天要做一场‘迷信’”。即使到了全国各地开始热火朝天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本世纪初期，毕摩文化依然受到诸多误读乃至质疑，因此，我们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直无缘见到这宗重要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国际国内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日渐深入，毕摩文化从学术研究领域逐步走向公众视野，认识论上的禁区得以打破，偏见得以矫正。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民间，将丰富生动的田野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人们终于认识到：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后代与祖先对话的心灵通衢。古彝文作为中国本土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之一，至今在乡土民间靠毕摩们代代相传，累积下来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实属罕见的文化现象。虽然其内容中有不同时代的历史印迹及其局限性，然其本质是彝族先民认识人生、探索世界的认知成果和知识总汇，涉及彝族的哲学思想、人伦规范、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是研究彝族文化乃至西南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在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语境中，为人类保留一份面临消失的远古历史记忆，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这一共识的形成，使毕摩文化终于挣脱了长期被漠视、被误读的枷锁。

　　“申遗”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保护毕摩文化的重要性，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介绍，由于毕摩文献大都流存在民间，加之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彝文是音节文字）和历史的局限（诸如毕摩世袭传承的制度、垄断文字的保守、书写物质材料的不足、书籍流通的限制、印刷尚未普及等等），在社会经济的急速变迁中，毕摩文献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和严峻挑战。此外，虽然毕摩文献的流通史上出现过竹简、骨书、皮书、木牍、布书、金石铭文、木刻印刷本等载体形式，但民间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方式代代相承，纸介文献有极其明显的易损性。例如巴莫曲布嫫曾在巴黎远东学院图书馆见过的明代木刻本《玛木》（教育经典），目前在国内已难觅踪迹。而随着老一代毕摩大师的离世，传统仪式生活的日渐式微，许多古籍文献正在成为无人能解的“天书”。“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 巴莫曲布嫫说，“倘若不及时对这些珍贵的人类记忆加以抢救和保护，就会对塑造民族的未来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于是，申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成为毕摩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列入名录对于保护工作是大有促进作用的，阿牛史日解释道：“入选国家名录，代表着国家层面对这宗遗产的认可。具体说来，一是毕摩文献将很好地保存在国家级档案馆；二是国家将会采取配套措施对入选遗产进行实质性的保护，比如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利进行抢救、搜集、整理、装裱、数字化、研究、利用和出版；三是必将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对毕摩文献价值的重视，从而唤起公众社会的再认知，对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四是随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毕摩文献遗产的部分内容将有可能以乡土教材的形式列入地方双语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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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