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CCTV青歌赛原生态唱法比赛中，摘得金奖的 “土苗兄妹组合”异常耀眼，他们中的土家族兄弟来自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长阳，是我国拥有最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县之一 ——

　　“长阳”这个地名，即便对于很多湖北人来说也是较为陌生的，它是中国数以千计的县城之一，没有地理之便，更无经济之优。

　　然而，近年来，它却以另一种方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文化软实力”被提到国家高度的今天，以土家族歌舞为代表的长阳民族民间文化，正在成为一种关注单元。

　　在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长阳有土家族撒叶儿嗬、长阳山歌、薅草锣鼓、都正湾故事4项入选，是湖北省入选最多的县，在全国的县（市）中也名列前茅。国家“非遗”保护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到湖北考察，首选之地便是长阳。

　　长阳，在四邻艳羡的目光中，打出了“歌舞之乡”的招牌。

　　实际上，即便在湖北境内，长阳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也不能算是最丰富的。然而，长阳达到了他人之所未达。

　　原因何在？

　　追溯长阳文化崛起的来时路，有两个节点不能不提起：一是长阳民族自治地方有立法权之利，出台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使文化保护置于了法律的尚方宝剑之下；二是长阳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的成立，及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措施，使文化保护有了可操作的制度平台。

　　第一部县级文化保护条例诞生前后

　　在长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除去其中的夸张成分，至少也说明长阳是个歌舞氛围极为浓厚的地方。

　　自从1984年长阳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就不断有热衷本土文化的人提出要把土家文化保护起来。

　　然而，保护民族文化的呼声达到高潮并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到了本世纪初。那时，长阳已建起了隔河岩水电站，与宜昌三峡相呼应的旅游业开始起步，用旅游经济的眼光来考量民族文化价值的官员多了起来。

　　从2001年起的连续几年，每年都有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提案，建议政府出台强力措施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用有特色的东西留住游客。

　　“对民族文化最大的保护就是为之立法。长阳是民族自治地方，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单行条例，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权利。”长阳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明寿说。

　　据杨明寿介绍，从2004年起，民族文化的立法被纳入日程。长阳县开始与省里沟通，湖北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一听很感兴趣，表示要大力支持。

　　然而，制定一个县级的民族文化保护条列，之前却没有先例。当时云南、贵州对民族文化保护有了立法，但都是省级的，县一级的只有湖南凤凰有个保护古城的单行条例。

　　于是，在参考云南省文化保护条例的基础上，长阳根据自身情况草拟了一个条例，并请湖北省文化厅、省民宗委到长阳的几个民族文化保存较好的乡镇调研、提出建议。

　　2006年3月，湖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一部历时两年多的文化立法，其意义何在呢？它究竟能给长阳的民族民间文化带来怎样的保护呢？

　　“不说别的，首先它是一种姿态，即对民族文化的重视。”长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志鹏说。“民族民间文化在‘文革’中被当做‘封资修’批判，现在用立法的形式把它保护起来，是给它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至于它是不是都是好的、精华的，留待后人评说。”

　　《条例》最核心的内容是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职责和必要投入，同时明确了文化传承人的权利。比如：县政府设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专项经费，专款专用；每两年评选出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对经济困难的高龄艺人给予生活补贴；每3年公布一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代表作名录；在生产、生活习俗特点突出或建筑风格独特的地方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

　　同时，《条例》还对经营被列为文化代表作名录的原始资料、保护不力致使文化资料和实物受损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罚性规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保护中心的使命

　　走进长阳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心主任戴曾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见书橱里摆着长阳《跳丧》文献汇编3辑、长阳山歌田野调查资料、竹枝词等。

　　戴曾群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如果说长阳为民族文化立法开创了全国民族自治县的先河，那么建立单独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心也是自治县中的首创，在全国恐怕也是独此一家。

　　通常的做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心是挂在县（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下面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长阳的文化保护中心，则是县文化局下一个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定编5人。

　　何以要成立这么一个专门机构呢？也是“拜《条例》所赐”。长阳县委县政府考虑到要把《条例》落到实处，由县文化局来搞，精力是不够的。于是，《条例》从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10日起施行，而保护中心6月13日就挂牌成立了。

　　中心成立后，开始对长阳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系统梳理，诸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县内40名优秀传承人建立个人档案等，光文字记录就有百万余字，影像资料300余分钟。同时，还组织艺人到各地表演展示，并与大专院校联姻开展民族文化保护的研讨会。

　　别看保护中心就那么几间办公室，“麻雀虽小”，但关键时刻却显出了“威力”。申请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别的地方组织文化局、广电局、民宗局等各条战线几十人齐上阵，浩浩荡荡搞调研、写材料，而长阳就只有保护中心几个人，用了1个月就写好了申报书，而且在宜昌的几个县市里是写得最好的，成为别人的“范本”。

　　“这得益于我们的基础工作扎实，而不是临时抱佛脚。”保护中心主任戴曾群说。记者在中心看到，几个工作人员或整理文字资料，或剪辑音像资料，或建立数据库，各司其职，井井有条。

　　尽管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快马加鞭，但是戴曾群还是不无遗憾地看到，一批优秀的民族文化正迅速地从视野中消失。

　　“像薅草锣鼓，是农民在除草的集体劳作中创作的，随着这种劳动方式的消失，就很难在田间地头找到薅草锣鼓了；再比如清江号子，是过去清江上的拉船人过急流、滩头时喊的号子，但是如今清江上建起了梯级水电站，这种喊号子的景象看不见了，能喊号子的最小的也有67岁了。”戴曾群说，“因此，保护中心的任务真的很重，也很迫切。”

　　官员“牵手”文化传承人

　　王明俊是长阳确定的40名文化传承人之一，在民俗文化村民间艺术团工作的他，是团里的“台柱子”，每天都会登台演唱心爱的山歌，生活过得充实自在。

　　王明俊不仅是长阳文化部门“登记备案”的人物，还是当地政府官员的直接关心对象。今年，长阳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尚云已经两次找他谈心，问他有何困难、在艺术团里干得安不安心、对目前的文化传承有何看法等等。

　　这种“嘘寒问暖”并不是走形式。去年，王明俊谈到在艺术团待遇偏低，马尚云当即想办法给他解决了6000元生活补贴，这让王明俊感到“受宠若惊”，决心“安下心来好好干”。

　　原来，为了稳定文化传承人队伍，长阳两年前就建立了副县级以上官员每人联系2名传承人的制度。官员们通过与传承人交心谈心的方式，帮他们排忧解难。为了解决民间艺人的生活之忧，从今年起，长阳还对年满70岁的老艺人每月补贴100元，年满80岁的老艺人每月补贴150元。

　　91岁的老艺人孙家香，因为能讲300多个故事，而被确定为全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成为湖北仅有的2名全国民间杰出传承人之一。2004年她被政府接到县福利院生活，每个月还可以领取150元“零用钱”。

　　100元、150元，这些钱在大城市来讲的确不多，但在山区农村却可以解决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尤其是对于长阳这样的财政贫困县来讲，给民间艺人“发工资”，仍不失为一种超前的做法，是长阳寻求“文化崛起”的坚实努力。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7-25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