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能否拯救人心?

　　见到记者的到来，让谭振山来了讲故事的兴致，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李连廷和邻居王学虎争地基。王学虎挖出界石和父亲遗书作证。李连廷兄弟李连波在北京当府尹。李连廷给哥哥写了一封家书：“含泪家书捎进京，敬告同胞我长兄，祖家宅地被人霸，三步之遥一日坑。”李连波觉得打官司争地基不值得，于是给弟弟回了家书，写道，“千里捎书为一墙，相让几尺碍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王学虎没想到人家这么大量。他良心发现，其实他做的是假证，界石和遗书都是他伪造的。第二天去找李连廷，并给李连波回了一封书信，写道，“家父遗书未必真，为夺三步昧良心，暗下界石做假证，愧我难以见友邻。”后来李家和王家还做亲戚了，王学虎的孙女给李连廷儿子做媳妇了。(注：此为故事梗概，并非故事原文)

　　谭振山曾用这个故事劝说村里为了墙多墙少而争吵的两兄弟，他的故事派上了用场。谭振山对表现道德题材的民间故事尤其偏爱，他不自觉地吸取了故事中倡导的道德观念并自我修身。他的道德故事所彰显的文化精神折射出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他在日本给听众讲《老龟报恩》，当时远野市市长听后，对谭振山说：“从你的故事就能感觉到你们中国是文明国家、仁义的国家。自古以来你们的小孩听的故事都是教人向善、知恩图报的。”谭振山的故事里出现了许多有情有义的精灵。“凡是一种动物，人不能太伤它，所以以精灵的形象出现，把它保护住。”谭振山说道。他所在的村庄及其附近一带就流传狐仙精灵崇拜的习俗。他从小就听长辈讲精怪故事，当他自己学会了讲故事时，他便告诉听众要懂得“放生”与“护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他建构故事的原则。”他也在阐释人生的一种哲理。

　　“谭振山没有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一生只有几次小的迁徙，但始终没有离开现居的太平庄几里方圆。”江帆表示，这种封闭型的文化传承使得谭振山的民间故事具有非常浓郁的区域文化特色。谭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一生浸染在辽河平原的农耕文化圈内，因此谭振山对脚下的土地爱的深沉。在他的故事里，“山水草木都赋有灵性，庙基塔墩皆笼罩着神奇”。

　　谭振山讲故事有“三不讲”的规矩：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人多的场合不讲思想不好的故事。“作为民间故事传承人，谭振山的讲述活动带有很大的自觉性，他总是有选择地讲述，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倡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江帆表示，谭振山喜爱的故事中所提倡的基本精神，已经熔铸为一种定型的精神品格，贯穿在他的整个生活中。

　　1992年，日本举办世界民话博览会。谭振山应邀出访日本，从未出过国门谭振山表现得非常轻松，独自面对数百名各国的民间艺人和日本民俗学者、政界官员，说了70分钟，使得中国故事轰动一时。“不论怎样大的场面，不论何等重要的人物在座，他只要讲起故事，总是轻松自如，绝无半点紧张拘束之态。”江帆如是说。

　　我只是觉得他这一生只为别人活

　　有一种画面似乎还没有离开这个时代，小孩子竖起耳朵津津有味地听着长辈讲有趣的故事，这美好的回忆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会淡忘。时光流转，一代又一代，谭丽敏就是听着爷爷讲的故事长大的。

　　谭丽敏是谭振山唯一的一个对讲故事感兴趣的孙辈，而谭丽敏出生的时候，谭振山很不高兴，他盼望的是抱孙子。“我正好比爷爷小了五轮60岁，小时候就喜欢跟爷爷抬杠。”谭丽敏说，“有一次妈妈买‘干酵母’回来，我念j ao，爷爷念x ao，那是我们第一次争吵，我查了字典，爷爷查了他那本老的不能再老的字典，结果我对了。”自那以后谭振山越来越喜欢谭丽敏。谭振山从没有收过一名徒弟。

　　谭振山曾说：“故事是教不会的。不是我给你讲，你听了后回去就会讲。没有这么简单，要想能承接好，首先你必须得好这个。”2007年，孙女谭丽敏终于成为他的接班人。谭丽敏16岁离家读书，从那时起与爷爷在一起的时光极少。她虽然正式成为谭振山民间故事的继承人，但是住在沈阳市区的她回老家听爷爷讲故事的机会并不多。她从爷爷那里学到的故事也只有百八十个，故事的质量与爷爷的差距很大。“爷爷教我练毛笔字，记账，打算盘，包饺子……我记得小时候我就跟爷爷说过你会的我都要会。”谭丽敏说，“但我都没有学过来。对于我的半途而废，爷爷没说过我什么，他只是让我做我喜欢的。”

　　“ 爷爷对奶奶非常好。有一次，奶奶说想吃茄子，他冒着风雪出门去买茄子。他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自己。”谭丽敏说，“我只是觉得他这一生只为别人活。辛苦这两个字上学造句的时候常用，现在觉得用在爷爷身上才真正体会了这两个字的含义和分量。”

　　“爷爷在，故事在，爷爷走了，他讲的故事就没有了。”谭丽敏说。高尔基曾说，一个民间艺人的去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每个人都懂得“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道理。谭振山的人生履历很简单，但是他的人生因为1062个故事变得厚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的本色是质朴的，生命的力量是强烈的。他的人生即是故事人生，唱不尽的歌道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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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文化月刊·遗产》2011-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