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新的学术视野

　　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在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确立了遗产研究这一问题域，并通过多学科参与和相互对话将遗产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遗产研究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进展就是批判性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成形。批判性遗产研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而且还形成了以批判性遗产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为代表的国际化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于2012年在瑞典举行首次会议就收到了500篇参会论文。[注]《国际遗产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则成为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重要阵地，通过组织批判性遗产研究的专栏，形成广泛的学术影响。

　　笔者将主要借鉴批判性遗产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考古学家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在《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并对近几年来《国际遗产研究学刊》发表的关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专业论文进行梳理，试图厘清批判性文化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以供国内学界参考。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学界没有在理论涵盖面上过于区分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范畴，在他们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是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补充和深化，从学理层面来说，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二是批判性遗产研究并非否定遗产保护事业的价值和必要性，而是试图提供一种重新认知遗产的视角，即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非自然存在，而是处于权力关系中的不同行动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说到底，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目标是以遗产为研究路径，来理解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一)遗产是文化实践的过程，所有遗产都是无形的(intangible)

　　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国际学者已经意识到“遗产化”实践是一种历史的与社会的发明：“‘遗产化’的文化实践，乃是一种基于‘现在的’需要而创造性地挑选、命名、重组‘过去的’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活动。”[注]实际上，不止是“遗产化”被视作文化实践的过程，遗产本身也被看作是文化与社会过程。

　　史密斯指出，遗产不等同于“物”，而是文化与社会过程，其中所产生的记忆活动创造出理解与参与当下世界的路径；关于遗产的观念总是被用来建构、再建构或者协商当下的认同、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她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遗产都是无形的(intangible)。她还提出，遗产也是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话语不仅组织起像“遗产”这样的概念及其被理解的方式，也组织起我们行动的方式，社会与技术实践的方式，以及知识被建构和被再生产的方式。[注]

　　将遗产看作文化实践的过程，而非固化的文化形式，是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这一基本设定使得以问题的焦点不再是遗产的“本真性”，而是围绕本真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话语和社会实践。史密斯从“遗产即体验”、“作为认同的遗产”、“无形的遗产”、“记忆与追忆”、“作为表演的遗产”、“遗产与地方的多样性”以及“不和谐的遗产”等方面论述了遗产政治中的行动、权力与能动性，贯穿于遗产当中的行动和思考不仅仅与过去相关，而且也与我们未来走向何处去紧密相连。[注]

　　史密斯明确提出遗产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过程或涉身的展演(embodied performance)”，具体而言包括了三个层次，即机构层面的遗产制造，包括遗产专家在内的各个社群的遗产制造，以及个体层面的遗产制造。[注]其中，对于遗产专家的角色分析是批判性遗产研究最核心的部分。

　　(二)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解构与批判

　　史密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AHD)的概念，用来指将关于遗产的本质与意义的假设自然化的那套话语，其特点包括与民族国家和民族性相关的观念，通过纪念性和审美性来定义不朽的文化价值。权威化遗产话语也是一套专业话语，它赋予专家特权，让他们来评判过去及其物质显现的价值，并主导和规定专业化的遗产实践。与专家和权威话语相对的，是大众话语与实践，他们受到专家话语的影响，但是不能被等同于专家话语，并有可能对权威话语构成挑战。因此，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与社会意义的控制、协商相关的话语，以及与认同的创造和再创造相关的实践。[注]

　　在史密斯看来，权威化遗产话语依赖于技术专家和审美专家的权力与知识声明，并且通过国家文化机构而得以制度化。这是一套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话语，即不断地合法化自身以及这套话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基础，并导致了一系列特殊的后果。首要的后果是通过构建和合法化什么是遗产，界定谁有能力为遗产说话以及定义遗产的本质和意义，建立起关于它自身的权威并使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遗产边界(boundedness)得以确立。一是将遗产建构为被动参与的事物，遗产不被看作主动的过程或经验，从而将遗产的观念从当下和当下的价值、愿望以及对遗产的积极使用中脱离出去，使之成为局限于“过去”的事物；二是确保遗产成为合理的分析对象，并成为相关专家和一系列专业知识形式的责任目标。

　　权威化遗产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肯定了一部分人有能力和权威为遗产代言，而另一部分人则不能；肯定了精英阶层的经验和价值，而边缘群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验被排除在外，从而限制了关于被设定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广泛讨论；遗产被看作是接受来自各类专家的智慧与知识的过程，从而在专家、遗产和访客之间建立起从上至下的关系模式。[注]具体而言，史密斯将专家在遗产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专家知识为定义遗产的意义和本质提供了认识论框架，遗产被简化为管理与保护的技术化过程；专家通常努力维系自身的特权地位；以及作为专家知识的遗产被整合到治理命题(governmentality thesis)中，成为在当下控制和生产认同的手段之一。[注]

　　对于权威化遗产话语的解构和批判来自研究者对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深刻反思，它打破了遗产研究当中通过将遗产客观化而产生的知识合法化路径。同时，遗产专家成为了遗产景观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我们理解遗产政治当中权力运作逻辑的关键点。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到权威化遗产话语对于遗产制造过程的影响[注]，但是，对于这一话语在中国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及其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还缺乏细致的研究和剖析。

　　(三)构建包容性的和对话性的遗产过程

　　在解构和批判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同时，批判遗产研究也彰显出未来遗产研究与保护的新的可能性。构建包容性的和对话性的遗产过程，成为批判遗产研究的重要目标。

　　如果我们承认遗产是文化生产过程，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们能够对遗产背后的认同、价值和意义进行协商，而且能够通过它来挑战和重新定义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因此，遗产也是充满抗争与协商的政治资源或过程。作为文化实践的遗产充满了给定的认同与竞争性的认同之间的张力，对这一点进行理论化将同时对学术分析、遗产实践和相关政策产生影响。[注]

　　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强调遗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关社会的选择性记忆、保护和阐释的政治选择。研究者既要考虑官方主导的遗产话语，也要看到地方层面在遗产、地方与认同之间的联系。在遗产话语中存在着对于过去的多种解读和意义的竞争，其中国家主导的民族遗产的概念与社区能动性之间存在着张力。[注]面对遗产话语中的张力，哈里森强调连接性和对话性，主张在遗产与当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挑战中建立关联。他提出构建包容、民主与对话的空间，在关于遗产的决策中将政客、官僚机构、专家和普通公民汇聚在一起，产生出看待、思考和行动的新方案，从而将遗产理解为对话性的文化实践过程。[注]

　　(四)批判性遗产研究需要回应当代世界面对的重要议题

　　将遗产看作文化实践的过程，和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批判，也意味着将遗产再嵌入到历史与社会之中来进行审视。批判性遗产研究反对为了遗产而研究遗产的本质主义视角，而试图从遗产出发来理解当今世界，遗产成为方法或研究路径，而非研究目的。提姆·温特(Tim Winter)旗帜鲜明地提出，批判性遗产研究不仅仅是针对遗产保护政策而开展的批评性研究，而应当去论证从遗产中引申出来的、当代世界面对的重要议题。遗产研究应该试图和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关联，诸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和冲突和解等等。遗产文化是对当代社会与政治生活以及转变中的治理模式的表达，并与认同的形成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全球资本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批判性遗产研究需要解释研究对象与今天的区域及全球转变的关系。[注]

　　总而言之，批判性遗产研究所形成的基本理念和概念对于中国学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前文所提到的中国民俗学界面对的非遗保护中的主体性问题、民俗学学者的角色问题以及对非遗的整体性研究的期待，都可以在批判性遗产研究的既有成果中得到回应，并从中获得理论支持。同时，借鉴西方学界关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并不等于脱离当代中国的语境来思考问题。恰恰相反，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有助于我们将研究对象相对化，不再纠结在“遗产好不好”，或者“遗产保护好不好”的问题上，而是更清醒地认知遗产政治当中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好地思考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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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