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抵抗都市文明和现代性的运动，人们已经见过很多了。但2000年后的抵抗有什么特点呢？韩少功一次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们不能通向天堂，通向各种不完美社会中一种不那么坏的社会，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无法当圣人，实现各种不伟大人生中一种不那么坏的人生，还是可能的。”这种低调口吻表明，这一代抵抗者不再相信浪漫主义者的乌托邦幻想，而只相信实实在在可以触摸、感受的乡土文化。雷平阳在一首诗中写道：“母亲，就在昨夜，我看见你/坐在老式的电视机前/歪着头，睡着了/样子像我那九个月大的儿子/我祈盼这是一次轮回，让我也能用一生的/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对永恒的循环和生生不已的传统归属感的向往。新的“寻根”运动不再追寻想象中失落的伊甸园，只是想抓住正在消亡中的文化传承之索。
　　在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失败后，人们重新寻求归属感的途径就是回到对传统的认同。但这不是那种已经被现代性革命所摧毁的正统古典文化，而是沉潜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群体认同。雷平阳的诗《亲人》的开头是几句令人惊诧的表白：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这种越来越狭隘的“爱”似乎有悖于我们所接受的关于“爱”的教育。但这恰恰是文化认同的根本特征。“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概念的本义就是身份的识别，换句话说，“认同”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寻找和发现自己区别于他人的身份特征，通过这种身份特征的识别找到自己所归属的文化群落。雷平阳的诗所表达的正是这种用地域文化差异识别和区分出来的族群认同感。
　　我们都相信真正的爱应当是无私的、博大的，但却很少意识到：缺少了最基础的认同感，那种博大的爱可能是空洞无物的。如果没有对亲人、朋友、乡邻的爱，没有对自己的出生地、居住地的爱，那么维系一个文化群落的情感纽带将不存在，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将面临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扩张的过程中许多弱势文化的命运。保护一种文化，就是要保护这种文化的身份认同。
　　
　　这是国际性的文化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就是对这种文化复兴运动的命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及其意义是这样表述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在这里明确提出，保护各种文化传承的意义在于使当代人重新获得自己的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
　　对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约》就可以感觉到，以乡土文化传承为内容的新“寻根”思潮在今天已成为国际性文化生态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存在根据的拷问，而且是试图推动人类文化向多样性生态方向发展的前景筹划。
　　
　　三
　　
　　“文革”期间，庙寺都被毁了
　　一些虔诚的僧侣，把佛像
　　安放在残垣断壁之间：信仰
　　并没有因为废墟而改变
　　——雷平阳《河流》
　　
　　这几句诗写的是虔诚的僧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人的心灵深处似乎也藏着一种对自己文化基因的虔诚。
　　在中国，打破传统、追逐现代性的斗争至少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而在80年代改革开放和加速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达到了高潮；现代性和先进性成为最基本的价值和目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先进的、新出现的东西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这种观念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穿西装、吃西餐、跳交谊舞、看好莱坞影片都是身份的标记，就连麦当劳、肯德基和雀巢牌速溶咖啡都被当时的都市人视为高级和优雅的象征。
　　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化和全球化产生的文化危机导致了以现代性为指归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人们的文化观念和取向悄悄发生了转变。80年代，许多都市的餐馆中都把咖啡作为高档饮品，就连速溶咖啡都是送礼行贿之选。饮茶则被视为没有品位，甚至还有过某餐馆给客人用龙井茶洗手的报道。而到了90年代以后情况就逐渐不同了：餐饮中中餐的地位超过了西餐，名茶的贵重也远远压倒了咖啡，麦当劳基本上变成了儿童的乐趣和成人的方便食品，速溶咖啡更是成了低档饮料……
　　中国人对食品和饮料的喜好和评价发生的这种逆转，就其本身而言很难说有多少重要意义。但这些代表了文化认同倾向的一种回归趋势。中餐和饮茶是中国文化习俗的一部分，实际上不仅这些，许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几乎消失殆尽的传统习俗，都在逐渐重现。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有些习俗如民间信仰、禁忌、象征等等，至少从50年代起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和禁止，几十年后居然死灰复燃。这种情形似乎有点令人费解：那些早已消失的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要了解这些早已消失的民俗文化是从哪里出来的，首先得弄明白它们曾经“消失”到哪里去了。吉登斯在谈到现代性经验与非现代性经验的关系时，用了一个概念叫“经验的存封”（Sequestration of experience）。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现代性是通过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而形成的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经验。构成这样一种社会经验，就意味着把不符合这种社会秩序的经验，如疾病、死亡、恐惧、不可知等等，都“存封”起来，从关于经验的意识中清除掉。大多数民俗尤其是民间信仰，就是通过对“封建迷信”和“四旧”的批判而存封起来的。用科学解释来消除传统民俗尤其是民间信仰、禁忌中的神秘感，这似乎是一个“祛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就好像揭开魔术的障眼秘密一样，一旦真相大白，魔术也就失去了“魔”力。科学的祛魅将一劳永逸地消灭乡民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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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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