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UNESCO《建议案》英文版的标题和具体内容中，保护对象一律被表述为folklore，这个概念在中文中对应的翻译，就是众所周知的“民俗”或“民间文学”。而无论是英文的folklore还是中文的民俗或民间文学，都早已是构成民俗学（folkloristics）这门学科的基础术语。然而，《建议案》的中文版本却没有采用汉语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术语，而是发明了“民间创作”来指代民俗传统文化。这样的翻译，也许是为了突出《建议案》所包涵的与版权相关的意义，但它却极大地遮蔽了早已成为汉语中一个常见词的“民俗”或“民间文学”所具有的丰富涵义，特别是其中所包涵的“集体的”、“传承的”以及“匿名的”等等意义，根本是“民间创作”这个似是而非的词汇无法体现的。这个新创造的翻译，甚至还容易让人理解为“非专业人士即时创作的作品”，从而对推广和普及《建议案》的倡议造成更多的障碍。此外，这种译法，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工作者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努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也体现了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薄弱。总之，这样的翻译，实际上对中文社会正确理解教科文组织在相关问题上的本意，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

在上述《建议案》的基础上，UNESCO又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公约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建议案》是软法律，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颁布后经过10年的实践证明，它并没有达到保护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目的”（参看：吕建昌、廖菲，2006）。但更重要的，它还是UNESCO各成员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相关理论探讨更加成熟和完善的结果。公约正式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取代了“民俗”的概念，但从其对这个新概念的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所指，还是与“民俗”大体一致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按上述第（一）项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UNESCO，2003）。

与1989年《建议案》对民俗的定义相比，这个定义，体现了更多当代社会所关注的价值观，表达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在表述上也更为概括和严密。但对于长期致力于同公约相关的工作的民俗学而言，这只能说是该学科最新理论成就的一种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指代的对象，仍然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是可以与“民俗”相互置换的一个概念。

有人指出，UNESCO之所以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而摈弃“民俗”（folklore）的概念，同后者在许多国家的语境中带有“贬义”有关（Klein，2006；吕建昌、廖菲，2006）。的确，对于英语语境来说，这个新概念的出现，避免了“folklore”中所隐含的“落后”、“遗留物”的意义；而对于中文语境而言，它更是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作用：即取代了成问题的“民间创作”概念。这些，都有助于社会正确地认识保护对象、准确地理解保护的迫切性，有助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但无论是在英语语境还是在中文语境中，这个概念都是一个比较新鲜、甚至拗口的新词。尽管由于陌生化效应，它对吸引整个社会广泛注意和参与保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概念的这种陌生化特征所体现的话语霸权，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广大民众早已用“民俗”来指称的传统生活文化的重新命名，使得作为文化主体的民众，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于自己置身其间且耳熟能详的文化的话语权。他们的生活文化，则成了有待评估和认定的、不确定的对象，而评估的规范，不是来自民众自身，而是来自围绕UNESCO形成的新的权力系统。这样的结果，大概与民俗学者发起相关行动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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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8-6-7 00:25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