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释解活态性传承强化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

　　2006年以来，国务院前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尚无专书汇以释之。今有《大辞典》出版，庶以“引词”方式包举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共计3102条，占全书词目总量的46.75%。《非遗公约》将非遗领域分列为五大领域，而国家级名录则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类别进行词目归集，体现了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非遗本体知识分类策略与叙事方法；每一类别的词目以时间为序，词条的释文则以条目界定、入选国家级名录的批次、分布区域、历史沿革、技艺特点、主要价值、传承情况等维度加以高度概括，呈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活态遗产的流布格局，可为归类不同却有互涉关联的保护行动形成交互参考。

　　这部分的词条同样基于循证依据，且不拘辞书类旧格，从知识汇集到分类编排，从词目厘定到定性叙述，将存续于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活态遗产呈现于以遗产项目引词的编纂模式之中，而非遗保护之深意也通过遗产项目的代表性、当下性、共享性、实践性和多样性加以界定、表述和阐扬，便与主要以释“名”或释“物”的《辞源》《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综合性辞书区别开来（比如从词条的定性语看，《辞海》第七版的“剪纸”“刺绣”等落到了“工艺品”上，而“史诗”“阿诗玛”等则落到了“文学作品”上），凸显了这部工具书旨在强调非遗作为活态遗产及其基本属性的指南性参考价值——正是从过程性实践特征入手，在词典学编纂工作中超越了“名—物”的传统释文模式，亦属首创之举。更为重要的是，沿着这些词条进入保护行动的落地实施，便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形成共同保护的国内合作机制，超越遗产项目的属地管理和资源竞争，切实开展经验交流以回应问题和挑战创造了更多的相关性和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则“取决于那些一代又一代将其传统、技能和习俗的知识传递给社区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人”，也就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则取决于“过程”，即“保护的重点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而非作为结果的“产物”（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中国特色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一直是非遗保护领域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大辞典》收录了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尽可能地增补了部分传承人代表，包括工艺美术大师、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省级传承人，共计3175条，约占词目总量的47.85%。作为人物类词条，不饰华言，不骋繁文，大多仅以数百字的释文便为读者摹绘出鲜活的当代人物群像，而从传承人基本信息展开其师承谱系、传承实践、主要成就和生平事迹，也颇有“讲故事”的言语风格，与一般辞书中的人物类词条及其释文也有截然不同的旨趣。

　　今天看似突然激增的非遗“新知识”，实际上源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传承人始终是非遗保护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名字背后承载着各民族世代相传的默会知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像谭振山、桑珠这样的口头文学演述大师，既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讲述家，也是社区教育和生活实践的精神导师，更是整个社会的榜样。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如何让国人走近、了解并尊重传承人及其所在的社区和群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资源库来型塑文化对话的人物、时空、实践和事件。《大辞典》收录的传承人词条，将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沿着大师们的脚步，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点燃精神世界的火花，将传统实践的当代意义注入到非遗保护事业的进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保护理念。

　　翻查《大辞典》的最大收获或许并不是直接去查找核心概念或关键术语，而是一册在手便有机会接触到以前并不熟悉的非遗实践及其照亮的知识“盲区”，尤其是那些至今依然鲜为人知的代表性传承人会引领着我们进入非遗领域的诸多“陌生地带”。就笔者的初步检得而言，就有许多的新知识、新发现和新体认：随着一个个页面的打开，便会在字里行间延展开来的“文化旅行”中生出“学问在民间”的自反性思考。通过对全国各地、各民族非遗实践及其传承人的横断面扫描，这部辞书阐明了无论我们源自哪里，我们世代传承的非遗实践是如何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印证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专业支持

　　当前，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今年8月召开的2022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期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推进《“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落地见效，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文化政策领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提供多学科乃至跨学科专业支持尤显重要。

　　自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2007年首版，2013年修订）问世以来的15年间，国内非遗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相关学科变得比以前更加互联。从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改版上线，到2021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刊和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高校本科招生专业目录及研究生学位教育自主招生范围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话语系统正在走向成熟阶段。《大辞典》的编纂和出版，在全面继承《概论》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思考的同时，从理论到方法论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尤其是汇集了国内外非遗保护领域的概念术语、制度机制、行动方略，从话语、文本、过程、实践、研究等多个向度为全面建构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案例。

　　《大辞典》的出版对日趋国际化的“遗产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互涉领域的兴起提供了一种临界性的知识谱型。这是对非遗保护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意义、赋值进行广泛涉猎的一次总结和概括，特别是关注到了21世纪以来遗产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文化政策演进和本地化实践的转型。围绕“非遗”和“保护”两个核心定义而发展起来的以人为本的过程性实践，为中国非遗保护锻造了一个逐步丰富的“工具箱”。因而，这部结构有序、界定清晰、释文简明、查阅方便的专科辞典得以面世，可谓正逢其时，这与主编王文章领衔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团队2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不可或分，也有赖于国家社科基金和崇文书局的鼎力支助。

　　综上所述，这部全新的辞书资料丰赡，从多方面实践了文化政策领域的循证知证研究方法，多有创获之见，倘若发现有若干遗珠也在所难免。例如，在“基本理论”和“制度机制”部分，多处述及文化或文化多样性，但未能纳入国际文化政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文献，如《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1982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在“保护”所涉词目中分列了《非遗公约》提出的九项具体措施，却忽略了与“保护”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存续力”及其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等关键词。这些术语在晚近的非遗保护领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总之，瑕不掩瑜，《大辞典》堪称映射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转型的重要坐标，也是全面记录中国非遗保护实绩的里程碑，当在非遗保护各行动方的书架上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本文刊载于《中国文化报》2022年9月29日，第7版：理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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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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