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苏轼这句话是杜撰的。杜撰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想象力丰富，而是别有其目的。东坡宦海浮沉，屡遭打击。在一人专制的社会中，皇帝是最高权威，只要还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即便受到贬谪，也不至于脑袋搬家。所以东坡在贬所写这些话，也只是在委婉地向神宗表忠心。按照图像学的理论，你所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一切注意都以不注意为背景。杜甫是否“一饭不忘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坡通过对杜甫的“注意”传达至少是显露了其自身的“忠君”“爱君”也“不忘君”，事实上他如愿收到了期待的效果。东坡熙宁九年（1076）中秋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在元丰七年传唱至京都，宋神宗问外面流行什么小词，内侍将它抄录进呈，神宗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并且“量移汝州”（《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使其处境得以改善。就连死后宋高宗追赠的谥号中，也还有个“忠”字哩。

　　其实，苏轼作文杜撰事实，算得上一种惯用。当年东坡的科举文《刑赏忠厚之至论》，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试官皆不知其出处，欧阳修还不耻下问，东坡笑曰：“想当然尔。”（《侯鲭录》卷七）有的书里记载，东坡的“想当然”是援用孔融调笑曹操之例。不管怎样，这是他的为文机杼之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还追踪其渊源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并举其《刑赏忠厚之至论》《武王论》《范增论》等文作“以无为有”之例，最后引用叶适的话为结论：“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乙编卷三“东坡文”）这样看来，东坡在行文之际把杜甫说成“一饭未尝忘君”，乃“想当然尔”的故伎重演，恐怕不足为奇。就连他标榜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也恐怕未必是由衷之言。不然，他何必对杜诗“挑刺”（参见其《题跋·记子美陋句》），又何必对杜甫极尽揶揄呢（参见其诗《续丽人行》）？他在与阿弟苏辙说“私房话”时，就变成了“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辙《和陶渊明诗引》引）。所以，东坡讲杜甫“一饭不忘君”乃别有用心，实在是不可据以为实的，我们可不要因此误解冤枉了杜甫。（ 张伯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