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苏文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在“陈九”科里，表现是陈九走街串巷卖桃子的过程，其中“问”和“答”内容如下：

　　陈九卖桃来歇凉，卖红桃卖红桃，连叫三声卖红桃，(公问)“客官卖是乜”，(陈九答)卖是红桃，(公问)袍我屋有乜小小孙儿子，走去苏杭二州，红桃赤桃我都有，我老人身无食得已多，我都无买，(陈九问)公公呵，不是乃是好食红桃，(公白)讲真话磨好食红桃，我老人牙疏齿软，○食得岁多，我无买，(陈九答)公公呵，敢怕你屋里有乜小小孩儿子去归，叫巨出来共，(公白)我家都无乜小小孩儿子，只有三娘共二姊等，我去为叫巨出来共你买，(三娘二姊进)客观怎样卖？三钱买来两钱卖，不要利钱，只要快，只要三娘二姊共我卖。……

　　这段“陈九卖桃”不仅有“问”“答”“白”，也有“三娘二姊进”这些人物动作的安排，具有明显的剧场表演色彩。但这些对话，里面有粤语的方言，如“叫巨出来共”就是当地白话“叫他出来说”的意思，“我去为叫巨出来共你买”也是“叫她出来跟你买”之意，已具有当地语言特色。

　　四是呈现出的傀儡戏痕迹。《跳棚科本》中“陈平子弟”之称呼，揭示表演者有自认为傀儡戏班子弟之意。陈平子弟在《跳棚科本》中合计出现11次之多，“陈平子弟”为傀儡戏班子弟之隐说，汉代陈平因解刘邦白金之围立功，宋元之后常被尊为木偶戏班之祖师。见“安座科”：

　　坛前锣鼓乱相催，王王含笑坐莲台；本境灵王坐保殿，陈平子弟永无灾；坛前锣鼓响叮咛，王王含笑坐朝廷；陈平安位灵王坐，众家神户保人丁；锣亦声时鼓亦声，陈平子弟接神名；迎接灵王坐保殿，众家神户保安宁；锣亦响时鼓亦催，陈平子弟立徘徊。

　　《跳棚科本》中之“陈平子弟”，主要在三方面：一是迎神；二是祈祷陈平子弟无灾害；三是“立徘徊”；其“立徘徊”一词，说明其表演时，是站立表演，来回在一定范围内走动，普通提线、杖头之傀儡戏演出即是如此。跳棚活动时之参与者，被村民称呼为“鬼仔”，更可印证此说。张振谦先生言，他曾采访的跳棚演出人之一姚茂泰，曾为“七个鬼仔”舞的主要表演者之一。[注]可见，平时跳棚活动参与者亦被呼之为“鬼仔”，傀儡戏又称鬼仔戏，此处可见其具傀儡戏之痕迹。

　　五、当前跳花棚与传统跳棚的若干区别

　　跳花棚曾称“跳棚”“高棚”，后来学者们依据《跳棚科本》中，将跳棚台常常称之为“花棚”，并在演出时的台前密布花朵的情况，经省专家核定，1988年正式改称为“跳花棚”。以后，文化部门、媒体、研究者均以“跳花棚”为标准称呼。20世纪80年代后，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类指导思想下，跳棚中含有的“祭祀”“巫祝”方面的内容被剔除掉，“跳棚”变成“跳花棚舞蹈”，之后多个科目中含有迷信色彩的东西，如接座、安座、开棚门等各科以及相关的唱词、舞步均删除，之后，文化部门将之编写成跳花棚舞蹈的演出稿，在当地组织人员演练，推广宣传。

　　考之“跳棚”和“跳花棚”舞蹈两者，如“服装”“道具”“音乐”“舞台”等方面的差异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在社会大潮下，跳棚的原生态系统被强烈冲击，曾经销声匿迹后的跳花棚，被学者重新发掘和改造后，与原生态跳棚已经具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性质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也印证了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对东亚祭祀戏剧的观察，“作为社会制度的祭祀戏剧，只要不丧失其社会功能，它将在社会制度内部一直存在下去；反过来，一旦它丧失了社会功能，则将轻易地变形，甚至消亡。”[注]

　　六、跳花棚的宗族社戏性质及其符号意义

　　跳花棚选择在每年秋收之后，以“还棚愿”为号召，诉求目的是“田场、禾熟、猪鸡、耕好田”这些内容，且祷告时以“数十家神户”“社丁”自称，且全宗族分工协作参与，足可揭示其性质为做社之活动。结合姚氏家谱1396年从福建迁移的确切记载，以及化州的《跳棚科本》与世隔绝几百年后，竟然还能与福建丰场戏中“田公”描述的大量重合，常用于东南戏曲中的“罗嗹哩”竟也出现于《跳棚科本》中，加之大八字踏跳的动作方式，均可见跳花棚与福建戏曲之间有内在之渊源。历来福建为各类型戏曲发达之地，亦为各类型戏曲重要输出之地，《跳棚科本》中演唱者自称“陈平弟子”，更暗示了跳花棚与傀儡戏之渊源关系。

　　本文认为，原生态的跳花棚，即古之“跳棚”，其本质非为舞蹈，实是一种宗族社戏，它源自福建，形式古老，具有很强的文化活化石价值。它选择在“小雪”“大雪”的节气期间进行彩排演出，正是民间“春报秋祈”古老习俗的直接体现。在传承过程中，由于移民原因，脱离了原生态系统，进入了新的生态系统，其祭祀的神灵体系已有变更，所以出现科本中的大量神仙名字在村落中并不存在，而村落中的神仙科本中没有的脱节现象。它的表演，受到了道教的重要影响，其表演仪式由“道师”主持略可说明。

　　另一方面，跳花棚这种在广东化州自明末清初一直到1952年才消失的演剧形态，后来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其实具有一定的符号作用。它随移民而来，能够在两个村落中长期存在，关键因素是曾经的农业生产方式长期的保持，以及农业社会宗族力量在过去可以有效地维系，从而调动资源进行演出，形成了宗族共同的信仰和信俗。数百年，它始终顽强的存在，却未摆脱浓郁的道教氛围,过大的依附性使它拘囿于宗教仪式而成为封闭状态,然而，当进入新的时代，农村的总体结构和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变化时，其固有的神秘宗教色彩已难以适应时代，当人们为了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进行了大刀阔虎的改革后，它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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