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少数民族技艺都曾经历磨难，在时间的缝隙中艰难发展。这其中，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作为满族剪纸流派中的一员，有着特殊的形式风格与发展历程。当我们从文化标本和艺术研究的角度询问其传承发展的因缘时，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如其作为满族文化活动的出现与萨满教的关联、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中满族造型样式的独立特征、跨越百年五代传承的历史脉络以及近二十年发展的新面貌等问题。目前，在国家提出文化自信与“非遗”传承的时代背景下，整理并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对深入挖掘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精髓，传承保护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源起与考证

　　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的艺术。据考证，中国最早的剪纸实物是1967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出土的“团花剪纸”。汉代造纸术的发明直接促使了剪纸工艺的产生和发展，在南北朝及唐、宋时剪纸活动极为活跃，明朝中后期日渐成熟。随着16世纪以来江浙沿海经济的萌芽与民俗活动的兴起，剪纸技艺一度达到鼎盛，然而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关东地区的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才异军突起，形成独具风格的一派。

　　“赫舍里”一词，原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世简化为何姓、赫姓或郝姓，属满洲正黄旗，在清代是拥有极大权力的满洲贵族。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特指的是乌拉满族何氏剪刻纸艺术。研究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之前，有必要对这一艺术现象的源起做一个明晰的梳理。“乌拉”满语的意思为沿江，“乌拉满族”特指发源于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的满族族群，这支满族最早来源于明朝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的乌拉部，而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正是根植于吉林满族乌拉文化的脉系传承至今。身为满族剪纸艺术大家庭中的一员，赫舍里剪刻纸艺术以其独特的家族传承方式，系统完整地保留了满族文化和自然生活中的精神与符号，逐渐成为关东民间美术样式的代表。历经五代人近百年的传承与发展，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日趋成熟、形成风格，随着传承人何文江2010年被评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正式成为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以崭新面貌重回大众视野。

二、艺术形式与特征

　　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酝酿什么样的情感，这种情感必将生长出特殊的艺术形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根植于关东大地，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作品风格。当我们去了解赫舍里氏剪刻纸的艺术特征时，其形式的独特和造型的严谨常常引起我们的注意，正如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在其著作《艺术》中谈到，“在所有艺术创作里，色彩与线条的交融都有各自的独特性：所有的形式的出现都会使每个人的独特审美被唤起。而这些交融了色彩与线条富有美感的创作，令人在美的意义中收获满足感的形式，我称它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也正是所有视觉艺术的潜台词”。

　　一个艺术门类，或是一种艺术现象的产生与形成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这背后总是伴随着创造者的辛勤劳动和独特思考，民间美术活动尤其如此。由于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生长在地处沿江流域的满族乌拉部，因此有着河流文化的显著特征，渔猎、占卜、祭天、敬鸟等崇拜方式使赫舍里氏剪刻纸散发着萨满教原始的神秘与迷离，以萨满祭祀、神灵崇拜为题材的剪刻纸作品至今仍在民间流传，装点着人们的节日生活。在造型运用上，赫舍里氏剪刻纸形式突出、写实严谨、追求神似，更讲究绘画构图和细腻的刀功，对黑白装饰语言的熟练驾驭使得作品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变化，同时长短线条、疏密关系和抽象装饰手法的利用又使之形成自身独特的气质韵味。在创作技巧上，赫舍里氏剪刻纸总是深思熟虑、精工细刻，除对每件作品的精心创作和制作外，还特别注意对画面边缘的装饰和设计。这些精美的修饰“花边”“花框”刻制过程极其繁复。按祖传技法，镂空部分长线与短线相辅相成，阴阳交替、刀剪并用，当剪纸中阳刻多时，花框或花边则采用阴刻，当作品中阴刻多时，花框或花边则采用阳刻，形成阳刻线条宽窄均衡，刀刀相连，笔笔不断的整体面貌。这种可与“锦堂”相媲美的“一刀到底不断法”，成为了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的特殊形式语言。在题材选取上，满族传说、女真故事、关东民俗等都成为创作灵感的不断来源，“嬷嬷人”“满神”“鹰首女神”“满清十二帝”等鲜明满族主题的融入又使赫舍里氏剪刻纸散发出迷人的满族传统文化底蕴。可以说，每一件反映满族民俗生活的作品背后，都承载着一段美丽生动的传说故事。

　　作为满族剪纸中的一员，赫舍里氏剪刻纸除了对满族传统图案与民俗样式的继承，近年来更加强了对满族史诗和传统文学的挖掘与表达。基于这样的思考，赫舍里氏剪纸艺术传承人不满足于为传统满族剪纸样式的藩篱所局限，努力向当下生活与时代的图案求突破，进行了一系列从题材到技巧的试验与尝试，如应金鸡百花电影节之邀而创作的明星人物系列，为小学课本设计制作的剪纸插图系列，同时对传统花形及纹样进行改良，从贴在窗棂上的“窗花”、门楣上的“门笺”，到祖先祭祀用的“供花”，婚庆嫁娶中的“喜花”“礼花”，从装点居室的“炕围花”“顶棚花”到刺绣花样的“荷包花”“鞋花”，寓意吉祥的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关东大地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情感。满族人血液中的气息和生产劳动中的热情自始至终贯穿在赫舍里氏剪刻纸创作的全程，这种民族历史观的艺术思维让传统剪纸插上了新的翅膀，走到文艺创作的高点。同时，对传统满族艺术中物象造型的升华也使赫舍里氏剪刻纸的传承人们更加关注对现实主义造型风格的追求，作品最终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满族剪纸风格的严谨与写实。这些新理念、新手法的转变激活了剪纸表现形式的维度，也赋予传统艺术新的现代解读，拉近了艺术作品与当代人之间欣赏的距离。

三、美学价值与传承

　　事物的产生与存在总是具有两面性，艺术作品也同样具有美学属性的另一面。在分析美与艺术的关联中，马克思认为：“动物在特定的种族天赋中游走创造。而人类则可以在特定的界限进行属于人类的生产。并且能将创造力使用在合适的对象上。所以说人类的尺度在于‘美’。”“美的规则就是人类的规则，这就是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活动。”赫舍里氏剪刻纸在艺术创作和传承发展时特别重视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实践，从传统满族剪纸艺术中汲取滋养又不受传统样式的限制，这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主观提炼意识。创作观念的主动和求新是赫舍里氏剪刻纸区别于其他满族剪纸样式的显著标志，在对待美学的观点上也主张创作实践应来源于生活，并对生活进行有意义的提炼。赫舍里氏剪刻纸有着强烈的形式符号和丰富的艺术情感，这种符号的形成有着系统的演变和抽离过程。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符号逻辑导论》中提出“艺术是一种逻辑形式”的观点，继而进一步阐释这种“艺术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逻辑”。当我们以符号美学的方法深入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的堂奥时，发现作品中某些造型符号与原始意象(即萨满艺术符号)有着某种共同的造型逻辑，这些在典型情境中产生合力的综合造型和艺术化了的剪刻符号易于被人接受并产生审美移情，借由这种表达也间接构建了艺术创作中的情感结构。同时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传承人对艺术情感的把控和对艺术语言运用的恰当处理也使作品在面对审美大众的苛刻眼光时显得富有品质而久看不厌，最终在审美上提高了内涵并走进众多欣赏者的内心。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艺术，诞生在关东大地上的吉林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在自身发展与地方文化融合上，总是敢为人先走在前面。然而，近二十年来剪纸艺术在吉林地区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004年市场上出现了机械化的剪纸作品，一时间使传统剪纸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保护剪刻纸这门古老的手艺，2006年传承人何文江走上了“非遗”申请之路。经过不懈的努力，2009年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正式成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近百年的时间脉络里，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历经五代人的传承与发展，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20世纪60年代吉林首期剪纸培训班作品系列，1979年《嫦娥奔月》系列，80年代《乾隆戎装大阅图》《仕女图》系列，90年代《满神》《三仙女传说》《鹰首女神》《东北十大怪》等满族历史民俗系列，以及2015年为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创作的《明星大咖系列肖像》等作品。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更是一个民族的名片，深深植入艺术生活的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正大放异彩，迎来春风，如今随着“非遗”传承与民间艺术的复兴，社会为传统剪纸艺术打开了新的天地。目前，作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家族的新秀，乌拉满族赫舍里氏剪刻纸艺术正换发生机、后来居上，不但为繁荣区域民族文化，也为关东民间美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

　　（本文刊载于《艺术评论》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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