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表沉郁、性情多变的杂食性动物，乌鸦借助俗民群体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跻身于虚幻的神圣世界，也成为世俗社会的生活意象。美国著名作家、诗人、纽约默西学院讲师博里亚·萨克斯一直钟情于乌鸦体裁的创作和乌鸦传说的研究，其名著《乌鸦》已被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8种文字，而此后出版的《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则以其显著的文学性充分展示了伦敦塔渡鸦（乌鸦的一种）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了中世纪以来的英国社会是如何被渡鸦影响并定义的别样历史，并由此呈现出一幅人类对待自然之态度的转换史图卷。

　　一、需要：世俗的想象，神圣的真实

　　英国社会普遍流传着一则据说起源于中世纪的寓言：“如果渡鸦离开伦敦塔，大英帝国便将覆灭”。这一颇具警示性的表述，深深影响了英国人，尤其是伦敦居民如何看待乌鸦这种黑鸟在其生活中的态度，尤其是从宗教神圣性的角度加以考量。

　　萨克斯指出，凯尔特人对乌鸦的神话化是其成为伦敦塔象征的重要源泉，而在众多以渡鸦为原型的神灵中，最初可能是航海之神的布兰，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泰坦巨人克罗诺斯的化身”。在不少英国人看来，充满神性的渡鸦是先于不列颠基督教文明而存在的信仰对象，甚至有威尔士僧侣认为，英国的基督教也为布兰引入。

　　渡鸦与伦敦塔的千年姻缘是在布兰神话的沃土中，茁壮成长的都市传说。尽管萨克斯指出，“布兰虽不是任何神话故事的主角，但他在凯尔特神话和亚瑟王传奇中反复出现”，俨然是“一位‘隐匿之神’”。总之，不管布兰为妹雪耻、查尔斯一世为政殉难，还是腓特烈一世重生复仇，都为渡鸦的神性做了强有力的铺垫。

　　传说渡鸦入住伦敦塔是因查尔斯二世的一次观星活动，而这也是“如果渡鸦离开伦敦塔，大英帝国便将覆灭”的真正来源，但乔治·杨哈斯本在《揭秘伦敦塔》中认为，第一只塔渡鸦是由杜瑞文伯爵提供，并由此形成驯鸦传统。然而，不论是谁将剪短羽翼的渡鸦引入伦敦塔，都无法改变以下事实：以布兰为指代的渡鸦不仅具有浓郁的宗教神圣性，同时兼具沉重的卫国使命，毕竟面向法兰西埋葬的布兰之首象征了对外防御的自我保护。

　　渡鸦的神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人为政治的诉求中产生的世俗行为，并于神圣的反馈中逐成“真实”。英国王室与渡鸦恰如中国帝王与龙凤，只是想象的存在，它们本无救世之能，却在神化或臆造中赋予帝王以统治的合法性。或许，当俗世被神话所粉饰，人类的未来期许就能摆脱现实的束缚，成为精神诉求的构成元素。因此，与其说乌鸦是神的象征，不如说它是英国人立足宗教而焕发凝聚力的需要。

　　二、矛盾：智慧的代表，邪恶的化身

　　萨克斯在《乌鸦》中指出：“很少有动物能像乌鸦一样，既没有变成家养的宠物，又始终与人类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这一切都源自它的超凡智商。2013年腾讯网就曾报道，德国科学家证实乌鸦具有十分惊人的“思考能力”，而2014年英国《每日邮报》则写到，新西兰科学家测得乌鸦的智商相当于7岁儿童。

　　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最能体现乌鸦智慧的民间故事便是《乌鸦喝水》。而在《乌鸦之城》中，以布兰为指代的渡鸦不仅为凯尔特人视作指引航向的海神，也为《圣经·创世纪》的诺亚以及冰岛发现者带来探查陆地所在的便利。由此可见，乌鸦对方向的超强辨识力，已然成为早期欧洲人定位方向的“指南针”。

　　尽管乌鸦的智慧让人惊叹，但它的食腐性却让人不寒而栗。在战争频仍的英国中世纪，乌鸦像幽灵一般跟在征战队伍上空，随时准备啄食战死者的尸体。13-14世纪的外来者，如威尼斯驻英大使卡佩罗、法国动物学家皮埃尔·贝隆德曼、德国贵族冯·魏德尔等都曾记述渡鸦在英国街头啄食尸体的恐怖画面。不过，正如萨克斯所言：“古罗马的实用习惯被凯尔特人的信仰虔诚地继承并发扬”，而“古罗马人将驯养渡鸦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措施”，因此渡鸦在英国得到呵护的同时，也成为城市的清道夫。

　　然而，伦敦塔不仅是英国政权的指示灯，更是惨绝人寰的皇家牢笼。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伦敦塔》中指出，伦敦塔是座死亡之城，泰晤士河是条幽暗的冥河，渡鸦则是卡戎的化身，它们将安妮·波琳、简·格雷、罗伯特·德弗罗等人的魂灵带入冥府。用萨克斯的话说，渡鸦作为尸体的清道夫，不仅成为强化残杀戏剧性的工具，更在被视为绞刑架的同时，给人带来毛骨悚然的邪恶感。

　　也许“尸体被渡鸦食尽是死者最后的尊严”，但这似与我国西藏地区普遍存在的天葬习俗并不相同。与借助鹫鹰之力实现灵魂超脱的天堂信仰不同，渡鸦的食腐天性则将逝者引入万劫不复的炼狱。总之，对智慧的赞美与对邪恶的批判，不在渡鸦的外表与习性，而在人类心性的直接反应。

　　三、态度：认识的转向，朴素的自然

　　常出没于幽暗之地的乌鸦对现代人来说，从来不是吉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乌鸦在我国也曾代表智慧，并于魏晋南北朝被纳入“孝道”范畴，从而出现“乌鸦反哺”的传奇，然而这早已物是人非。萨克斯认为，渡鸦在中世纪之前，通常被视作布兰的化身，因而受到包括皇家在内的几乎所有英国人的爱戴，而这在13-14世纪的外来者游记中得到展现。但这在查尔斯二世时发生重大转变，此后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也分别颁发政令，以奖励射杀渡鸦并保护农田的人。

　　在萨克斯看来，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示众处决的减少直至废除，因而此后的人们在描述渡鸦时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并趋向刻板化。不过，随着渡鸦的急剧锐减，英国人尤其是伦敦居民再次提起曾经的寓言，于是开始珍视伦敦塔渡鸦的生存境况。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繁盛并未延续“宠物”渡鸦的美好想象，相反它的残忍与暴虐被一再放大，而这一切都出于时人对中世纪的怀古情怀——以渲染阴暗史来认同和谐的当下。由此，生活在伦敦塔的渡鸦成了中世纪的“替罪羊”，受尽质疑。

　　随着伦敦塔的对外开放，19世纪的伦敦塔驯鸦官开始尽情发挥想象，以渡鸦神话招揽游客，但此时的渡鸦依然是“残酷”的代名词。然而，当英国处于20世纪“二次大战”的亡国关头时，曾经的寓言再次被放大，因此不论是酒厂幸运的杰基、伦敦塔被害的麦克唐纳还是无故失踪的梅布尔，都从不同角度给英国人带来精神慰藉。进入21世纪的渡鸦，已然不再是“预兆死亡的形象”，而是旅游开发中迎接八方来客的“宠儿”。

　　可是，“宠儿”的传说依然与血腥相连。人们为什么要重塑或虚构渡鸦的丑恶形象，而这种“创发的传统”或“伪传统”对我们理解英国历史到底有何作用？实际上，伦敦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幻想，而那时的人们对古朴的、未受损害的自然抱有渴望，但这一切都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毁灭，因此人们对渡鸦寓言的编造，已然不再是战争下的亡国危机，而是生态破坏下的生存担忧。

　　萨克斯通过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与实地调查，于抽丝剥茧中为我们呈现出英国中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史，而渡鸦作为这一变迁的引路人，它的寓言虽在强调国家强盛的精神作用，但英国的式微与衰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渡鸦的社会隐喻已然失效。如今，英国不得不面对求助性移民危机、苏格兰公投后遗症、北爱尔兰内乱以及脱欧后的经济走向等现实问题。其实，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英国的未来，而萨克斯对渡鸦的历时性书写，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鸦”，而在于“日不落帝国”的政治现实。总之，渡鸦寓言还将继续存在，有关渡鸦的神话还会不断被制造，但它是否“伪民俗”或“伪传统”已不重要，因为“英国，如其他国家一样，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时必须做出自身的调整”，以“实现下一次的崛起”。 

（文章来源于民俗学博客）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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