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往往喜欢对社会进行分层，把特定区域的人分为“官”和“民”，而且自作主张地认为两者是对立的，同时，学者们先验地把自己设定为站在“民”的一方。这种划分多少有点自作多情。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很容易发现，在真实的地方社会，“官”往往是“民”中的精英分子。地方文化的搜集、整理和阐释，往往都是由地方精英来执行的。甚至许多地方官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陋习，往往也是这个地区民众的普遍陋习。在对于地方文化的理解上，“官”与“民”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反倒是我们这些外来的学者，更容易从异文化的角度把他们一同视为“当地人”。我在北川的考察中，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由于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利益牵扯的不同，学者、媒体，以及当地民众，恐怕很难站到同一个立场。公祭活动对于地方文化建设的意义，恐怕只能等历史来回答。

　　3.借助共同知识生产新的传说

　　被学者们批得最狠的，莫过于湖北竹山的女娲公祭。

　　竹山经济最大的潜力股莫过于绿松石，据说其地质储量约达5万吨，占了全世界储量的70%。竹山一直在宣传他们的绿松石，2005年5月还曾举办过一个盛大的“中国竹山首届宝石文化节”，尝到一些甜头，但影响不大。

　　竹山人崇奉女娲，在许多民间文艺形式中，还残存有大量的女娲神话，各地还有众多诸如女娲山、圣母山之类的地名。女娲文化的中心点在宝丰镇，这里有个年代久远的女娲庙，始建时代不可考，另外还有女娲抟土造人大席场、女娲青锁等古迹和景点。

　　随着举国上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展开，竹山人意识到可以更好地利用女娲传说这一无形文化做些文章，正如竹山县委书记所说：“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世界最大的以绿松石为主的五彩石矿带，与《山海经》中‘女娲炼五色彩石以补苍天’之说不谋而合。”

　　他们自此开始把绿松石与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捆绑在一起进行宣传。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在关于女娲文化节的新闻报道中均采纳了竹山县提供的新闻通稿，特别提到“竹山占世界总储量70%以上的绿松石，即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宝丰镇的官方网站上，更是把有关绿松石的各种资料归在“女娲文化”频道。

　　据曾经参加2005年“女娲文化暨民俗旅游研讨会”的部分学者介绍，宝丰镇上上下下，无论官员还是普通农民，对于打造该镇女娲文化一事都寄于很高的期望，认为这一举措不仅能改善他们的交通和生活，还能拉动他们的旅游产业，似乎并没有出现“长官意志”与“民众意愿”的对立。相反，竹山为了办好节日，除了建好女娲山风景旅游区，宝丰还挖掘和整理了彩船歌舞、快板说唱、竹山牌子锣、民歌、剪纸、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整治了集镇环境卫生、加强了大堤和宝丰大桥的建设。自宝丰集镇至女娲山山顶的水泥路，受益村民达一万余人，沿途村民莫不拍手叫好，曹家湾村民更是喜形于色，集资过程中，沿途群众还主动捐款相助。

　　竹山绿松石，只是全国无数矿产资源中的一种，如果只是单纯的商业宣传，效果极其微弱，而女娲抟土造人、女娲炼石补天，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知识。借用共同知识来宣传地方风物特产，无疑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论被学者们批也好、捧也好，竹山已经名扬天下，竹山与女娲的关系也被人们牢牢地记住了。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绿松石与补天石的关系是一种当下发明的虚拟的关系，但将来的竹山人呢?还有那些不明就里的外国人呢?他们会把这种关系当成一个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会不断赋予它们各种美好的想象，会为绿松石加上许多额外的附加值。

　　2006年的女娲祭坛开坛大典上，“女娲山一卖香火的，5月18日这天就卖了1000多元 ;21日这天，宝丰镇各旅社住宿的游客还是爆满。”至2007年，“两届女娲文化节，共签约项目65个，协议资金6.9亿元，绿松石行业更借此跃上新台阶。”其中还有一些是中小学教育项目。

　　竹山借助于“女娲文化”的共同知识举办公祭大典，虽然招致外界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活动却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提高了竹山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客商;二，使竹山成为知名的绿松石开采、加工、营销中心和知名的女娲文化传承地;三，完善了宝丰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

　　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在民间文学的生产、传播的角度来看，竹山人无疑正在生产一种新的民间文化、一个新的传说。民间文学所反映的，本来就是民众的意愿，而不是历史的真实。民间文化从来就是以反映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利益、意愿为主，而不是以表现历史真实为主。

　　至于公祭的决策程序是否合法，活动过程中是否有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章摊派、强拆民房等行为，那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自有法律去追究，又关学者底事?这类问题当然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许多学者指责那些大搞公祭活动的地区“穷折腾”，葛剑雄就曾指出，“这些祭祀地一般都不是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最近更扩大到一些贫困地区。”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理解，正因为不是中心城市，工业欠发达、商业欠发达、传统的经济资源比较匮乏，才导致贫困，才更有必要绞尽脑汁挖掘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以期借助文化的东风，把当地的特色产品推向市场，打开新的局面。

　　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都得造出点声势，这对于那些好不容易撞上一次机遇的地区来说，就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襄樊会认为“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是襄樊不容错过的机遇，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假如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时代、愧对市民、愧对后人。”

　　4.民间文化不应受到“真实性”的束缚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偏远地区发现除了自然风光，异质文化也是一个卖点，于是相继开发一些民俗旅游项目，此举招来了猎奇的游客，但也招来了严厉的文化批评，被学者们指斥为制造“伪民俗”。著名学者俞吾金说：“所谓的伪民俗，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的、趣味低俗的、粗制滥造的民俗。其虚假与肤浅的特点破坏了民俗的自然与淳朴。制作或再现这种伪民俗的动机是为了营利，而不是恢复传统民俗、民间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争抢文化名人的闹剧、虚构伪造文化名人历史的怪事，无不与‘孔方兄’有关。”

　　伪民俗的制造显然与文化的自卑心态有关，像北京这样的文化名城，根本无须通过伪民俗来招徕游客，而偏远地区正因为资源匮乏，才更需要夸张地放大一些异质文化，甚至人为制造一些新的卖点，以凸显地方特色，提升地方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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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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