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说，伪民俗的生产对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一种出于表演而生产的伪民俗在实际生活中不具有实用功能，民众也决不会因为看了表演而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如果一种伪民俗为民众所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那就说明伪民俗具有优于旧民俗的特质，伪民俗也就变成了真民俗。无论结果如何，伪民俗都不会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伤害，相反，能为他们带来表演收益。伪民俗的惟一害处是，它扰乱了学术研究的历史视线，妨碍了学术求取历史之“真”的进程。

　　2006年，苏州宣布将在端午节正式举行“伍子胥大型祭祀活动”，以宣传端午节的“伍子胥起源说”，此举迅速招来了文化界的广泛批评。一些文化学者认为“苏州准备祭拜伍子胥及由此引发的端午节问题争论，其用心和旨趣，明显不在学术考证，甚至也不在文化传承，而更多是在受现实功利所左右，而且主要又是商业功利。”“几千年来，在端午节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习俗，早已深入华夏炎黄子孙的心中，不容争议。苏州要公祭伍子胥无可厚非，但不能打着幌子，去改变端午祭屈原这个文化共识。”

　　其实闻一多等学者早就论证过端午节的起源远早于屈原出生的年代，也就是说，端午节的“屈原说”同样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据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戈春源教授说，“加上伍子胥，中国的端午一共曾纪念5个人：东汉的曹蛾被后人以孝女铭记;广西的陈临因爱戴黎民百姓，当地人民为纪念他而过端午节;越王勾践也最早提出以划龙舟来操练水兵;再有就是屈原，他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因为千年来，屈原名气太大，人们渐渐把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也就是说，在众多虚构的传说中，选择张扬这一传统而不是那一传统、赋予某种传统以特别意义，并不存在“真”与“假”的差别、“正宗”与“非正宗”的差别，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诉求。而这一传统能否被接受，则取决于它的传播能力。所以萧放教授认为，“苏州和湖南争相为端午申遗，这不是一种单纯竞争，它使主办城市的民众有种自豪感，背后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民俗的文化共享，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老百姓来说，依照所在地的习俗过节，是件贴心的事。”

　　5.文化从来就没有纯粹过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1990年代曾被许多地方当作发展经济的好经验加以推广，但是到了2000年代，这一经验受到了来自文化界的强势反击。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批评意见是最有代表性的：“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是很荒诞的事情，也搞不好。应该是独立的做文化活动，这样做目的很纯，也许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不应该是搞文化活动的目的。”

　　吃文化饭的人当然不甘心文化活动依附于任何非文化的因素，他们希望文化拥有独立的价值，且地位越高越好，因为文化人的地位是与文化的地位成正比的。可是，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所谓“目的很纯”的文化活动?

　　文化如何界定，本身就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难题。为了避免纠缠于此，既然大家都认可公祭是一种文化现象，那我们就只拿公祭来说事吧。

　　《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国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的文化事件。但是，国家祭祀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秩序象征的仪式政治。

　　周代的祖先祭祀一般可分为常祀与临时祭告两种，但无论哪种，按周代制度，祭祀都有严格的权力界限，周王室立后稷为大祖，但并不是所有后人都有祭祀后稷的资格，即使是诸侯国王，也只能以其本国的始封之君为大祖，不得立后稷为大祖，否则被视为僭越。舍此不论，凡常祀必求家族绵延、世代发达、个人平安，凡临时祭告必出于禳祓、祈请、军事等具体目的，而且“每次祭祀因不同的具体目的而举行，祭祖仪式就无固定的内容”。祭祀活动的功利目的是毋庸置疑的。

　　不同朝代的祭祀活动各有其仪礼制度，但是，祭祀活动中的权力格局却作为一种秩序象征，几乎从未动摇。比如，明初规定，只有皇帝有权祭祀天地与宗庙，从而规定了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天地主神的资格、也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列祖列宗的神圣权力。“从国家角度看，与最高主神‘天’以及普遍、最高等级的神的沟通只能由皇帝代表国家来进行，地方官祭祀与辖区有特殊关系的神，各类民人则祭祀与私人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

　　近现代以来，作为帝王权力象征的国家祭祀，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逐渐转换成了“民族国家”的仪式政治。

　　民族主义依据某种标准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人为地在群体与群体之间开挖出一条条巨大的鸿沟，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无疑阻碍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交往与和平共处。但是，如果站在特定群体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别人都民族主义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了，你再不团结起来，就只能受压迫、受欺侮。这个时候，你也只能操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借助民族主义的意志，抵抗外族的侵略。

　　既然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就必须在成员之间有一些共通的、共享的象征物，以作为民族的标志或旗帜。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们，一直在搜集、强化这样的一些象征物，于是，作为图腾的龙被凸显出来了，作为共同祖先的黄帝被符号化了，这种意识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如何凝聚国内的各方力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3年，时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提出公祭黄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深以为是。1935年清明期间，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人员及民众5000余人，以鞠躬礼仪与香花酒醴祭祀黄陵，发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强烈呼声。黄陵祭祀由此被列入现代国家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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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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