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郢]民国时期的泰山“国山”之议－中国文化休闲网（风雅中国）

[周郢]民国时期的泰山“国山”之议

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双方领导人对泰山的评价却是“英雄所见略同”。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陕北延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当他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之时，谈话中也提及泰山，毛泽东将其称为“山东的神岳”（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革命的前奏》）。毛泽东后来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征用了“重于泰山”一辞，赋予了泰山崭新的精神内涵（参马东盈《毛泽东与泰山》）。

对泰山精神意义揭示最为清晰的当属北平作家、教育家许兴凯（笔名“老太婆”），他在所著《泰山游记·讲演泰山》（民国二十三年北平读卖社版）中作了如下的论说：“泰山！五岳之首的泰山！本来是我们中国的象征。国是个概念，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代表他。这个东西不是河，就是山。比如德国的莱茵河，日本的富士山。我们中国也以河山比譬国土。这河，我以为就是黄河。这山，我以为就是泰山。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也是世界古文明的策源。中国的五岳本来是早年中国国境的五至。五岳以泰山为首，泰山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这些论见，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段中国人对泰山文化的重新审视：泰山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所神化，但若剥去其这一层神秘的外衣，就其山的本质论，却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富内涵。

此时，随着中国政坛风云的重大变化，众多的“国”字号议题也屡被提上论坛。首先提出是“国教”，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在《中国的国教问题》（《东洋史论苑》，钱婉约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评述：“自民国五年（1916）九月以来，对于是否应该将孔教作为国教写入正在审议的中华民国宪法一事，引起了世间舆论的极大重视。”民国元年（1912）中国孔教会成立后，开始鼓吹将孔教作为国教，并将通过制定宪法草案之机，将之列入民国宪法。民国二年（1913）三月廖道传《请尊孔教为国教上大总统等书》中称：“速定大计，建立国教，中国幸甚。”同年九月《孔教会东京支部请速定孔教为国教致大总统呈》中称：“孔教为我国之国教，考之两千馀年之历史，证之各国伟人之品评，无有异议者。今欲救国危，宜先保孔教，非定为国教不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北洋政府时期文化尊孔读经”）同年八月，陈焕章、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代表孔教会，将国教议案提交于参议院及众议院，并得到了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的支持。但由于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多数委员认为制定国教有背于五族共和、信仰自由的精神，而未获通过。此后在民国五年（1916）召开的宪法审议会中，“国教”问题再次被提出，成为会议的一大议案。但由于各方争议过大，“国教”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议而未决。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同年12月东北也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为达到意识上的统一，凝聚各民族的力量，“国”字号倡议又开始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倡评国花、国树、国鸟的各种声音不断出现。“国花”之选起始于清代末年，据金岳霖《哲意的沉思·栀子花是我最喜欢的花之一》中回忆：“前清末年曾有过要唱清国歌，选清国花的问题。……选国花不知干什么，可能是制定国徽。”当时被清政府定为“国花”的为牡丹。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也开始了“国花”的评选，当时由内政部议决以梅花为“中华民国国花”。据《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称：“为呈请事。窃维国花所以代表民族精神，国家文化，关系至为重要，如英之蔷薇，法之月季，日之樱花，皆为世界所艳称。吾国现当革命完成，训政伊始，新帮肇造，不可不厘定国花，以资表率。兹经职会十八次会议决议，拟定梅花为国花，其形式取五朵连枝，用象五族共和五权并重之意。且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慨，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定为国花，似颇相宜。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钧院核转国民政府鉴核施行。谨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此议旋付行政院各部讨论，教育部提出“国花一案拟改五朵连枝为三朵连枝”，以代表三民主义，得以采纳（以上“国花”公文，引自陈子展编《应用文作法讲话》第二章《公牍文·各类公文示例》）民国十八年（1929）遂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政令，确认梅花为民国“国花”。

继“国花”评定之后，“国山”也被正式提上民国的论坛。从历史背景上观察，此议的提出，也与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的改易有关。国民党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之后，部分改变了对待旧文化的极端做法，在思想、文化政策上逐渐向传统靠拢。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文化复古声浪日高，由陈立夫等人发起　“文化建设运动”，开始提倡“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对此山东省政府也予以响应，省府主席韩复榘在文化建设协会山东分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表示：“一个国家独立在世界上，必须有其独立精神，不外乎文化就是其第一层表现，也可以说文化便是立国精神。”（《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9月2日，转引自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页518）国民政府的这一发扬中国“本位文化”之政治导向，促使了“国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最早倡“国山”之议者为教育学家、时任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校长的徐芝房（守揆）先生。徐守揆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东西方哲学、文化深有心得，著有《中国社会问题探源》、《中国现代教育问题》等书。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起，徐氏主持泰安师范讲习所，在校内设立泰山文献征集室，注重对泰山文化的弘扬与研究。同时徐氏受梁漱溟“乡建”学派的影响，主张沟通东西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认取西洋的科学技术，以期辟创一个民主、自由的人类社会。本着这一认识，徐守揆力主“应当保持我们中国文化独立的尊严”，进而推举民族文化之象征，用以弘扬中国文化之精神。徐守揆对中国文化的评价，集中体现在其《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之“前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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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浪博客—泰山周郢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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