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扎巴老人说唱本与木刻本《天界篇》之比较研究

作者：降边嘉措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这段看起来十分荒诞的小故事，实际上非常重要，它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藏族先民和史诗创作者们关于灵魂不灭、灵魂转世的观念，一种形体消失了，灵魂又转移到另一种形体上。它又象一个总纲，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格萨尔》故事的轮廓，双方斗争的性质，以及可能产生的结局。由此导引出构成《格萨尔》主要情节和核心内容的英雄诞生史和四部降魔史，即：《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门岭大战》、和《姜岭大战》。如果把《格萨尔》比作一座宏伟的艺术宫殿，那么，这四部降魔史就是支撑这座大厦的四根栋梁。

不仅如此，用这样的方式结构故事，艺术构思上是非常完整的，与整部史诗的内容、风格、氛围也是相一致的。

木刻本则不是这样。它把莲花生大师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让他来贯穿全书。《天界篇》第一章一开头就写到：在雪域之邦，黑发藏民遭受无限的苦难，圣大悲心菩萨（即观世音菩萨）“心中不忍，发大悲悯”，遂向西方极乐世界怙主阿弥陀佛祈求帮助。阿弥陀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要到妙拂洲（25），找莲花生大师，他能解除百姓的苦难。

观世音菩萨找到莲花生大师。于是莲花生大师忽而天上，忽而龙宫，忽而人间，安排神子格萨尔降临雪域之邦，拯救苦难中的百姓。

《天界篇》，藏语原意是：在天界九次占卜。扎巴老人说唱本有这样一段情节：天神决定格萨尔到人间去降妖伏魔，可是他不愿意去，一连藏了九次，天神九次占卜，都把他找出来，最后不得已才来到人间。所以书名叫《在天界的九次占卜》，过去翻译成汉文时，译作《天界篇》，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沿用旧译。故事跌宕起伏，多生波折，读来饶有兴味。木刻本中却没有这些情节，而被大段大段关于“因果之理”的说教所代替。不但情节简单多了，而且与书名也不吻合。

第五，关于主题思想：作为反映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一部史诗，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斗争，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格萨尔》；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公正、富裕的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成为整部史诗的主旋律。

自佛教传入藏区后，它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产生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文学巨著《格萨尔》，不可能不受到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影响。无论是说唱本，还是木刻本，都有很多弘扬佛法的内容。但相对来讲，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受佛教的影响要小一些，而经过僧侣文人整理加工的手抄本和木刻本，则有着浓厚的佛教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格萨尔》中关于善与恶的斗争，改造为佛教与苯教之间的宗教斗争。这一点，在《天界篇》的整理本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木刻本《天界篇》里，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天界，神佛们看到在人世间，黑发藏民遭受深重苦难，决定派神子格萨尔去拯救，而这件事又必须由莲花生去办理。于是观世音菩萨来到妙拂洲的莲华光宫，对莲花生大师说：“难以教化的边远藏区，在那辽阔的雪域之邦，有了心存邪念的鬼怪，王臣九人（26）死后成恶魔。一为东方魔王洛赤达米，一为南方魔王萨当毒之根，一为西方魔王鲁赞穆之后（27），一为北方魔王白帐妖之子（28）。还有玉孜威的小儿子，地神之主宁热娃，魔怪僧堆阿瑟奇巴，妖怪罗堆辛赤杰布，世间恶魔猛札董纳（29）。每一魔类各有部属无数，这些有色仇敌和无色魔，是造成藏地苦难的根子。毁坏业果及三宝（30），把众生引入邪恶之途。深深播下恶趣之种，陷入无明轮回实可怜。需要降伏魔怪的勇士，神子闻喜可以担此任。”（31）这里讲得非常明白，灭佛的赞普朗达玛及其大臣们，他们生前毁灭佛教，死后转世又成为妖魔鬼怪，“是造成藏地苦难的根子”，需要格萨尔这样的勇士来降伏。

一些著名的僧侣文人，如米旁·朗吉嘉措，企图把佛教教义写进《格萨尔》的整理本，他将《格萨尔》分成两大类，把经过僧侣文人加工修改、注入佛教内容的史诗称作“曲仲”（chossgrung），意为具有佛法内容的《格萨尔》故事；而把民间流传的《格萨尔》称作“杰仲”（rgyalsgrung）。　杰，即国王，这里指格萨尔王。杰仲，就是具有世俗内容的格萨尔故事。木刻本《天界篇》就很有一点“曲仲”的味道。但因改造得不彻底，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曲仲”。

第六，关于语言上的区别：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民间口头创作的《格萨尔》，她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她精美的语言艺术上。《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讲，她不是文人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艺人用嘴唱出来的。因此，她的语言艺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口语化、大众化。史诗的语言，明白如话，生动流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非常优美，又非常朴素，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种口语化、大众化的特点，同史诗口耳相传的流传形式有着密切联系，也是民间文学的性质所决定了的。口头性是民间文学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文艺学中，常常把区别于作家书面文学的民间文学，称作“人民口头创作”，或“口传文学”，就是因为她有口头性这个明显的特征。但是，经过僧侣文人加工整理的木刻本，就失去了许多这种口语化、大众化的特点，增加了许多书面语的成分，尤其是宗教术语。

一般来讲，经过翻译，诗的语言艺术的特色会大为减弱，加之目前没有好的译本，更增加了叙述的困难。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强调地指出这种差别的存在，以引起搜集者和编纂者，学习者和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七，简短的结语：A，从本质上、总体上讲，《格萨尔》这部史诗，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说唱艺人，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若没有他们的非凡才智和辛勤劳动，这部伟大的史诗将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民间艺人们的说唱本应该是整部史诗的基础，是《格萨尔》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所有的手抄本、木刻本都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经过文人（在过去主要的僧侣文人）的搜集、整理和加工，然后流传后世。

B，这些手抄本、木刻本在《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许多珍贵的《格萨尔》分部本，如：《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祝古兵器宗》、《霍岭大战》、《卡契松石宗》、《地狱篇》等，都靠手抄本和木刻本保存下来了。它们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些从事《格萨尔》搜集、整理的文人，主要是僧侣文人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这一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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