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仓契约，是继徽州文书后，首次发现的村落文书。
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地方珍稀文献·石仓契约》丛书，
是一份还原村落历史生态、重新构造国家历史记忆的珍贵资料。

　　截止于图书出版前，在这个村庄中，已找到8000余件契约文书。

　　2006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在浙江南部搜寻移民以及古建筑时，偶然在松阳县的一个名叫石仓村的阙姓家族老屋里，发现了百余件清代雍正至民国年间的“地契文书”。凭着常年在地方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对微观历史的研究关注，曹教授马上意识到这些文书在还原村落历史生态、重新构造国家历史记忆上的重大意义，并由此开始了细致而漫长的“契约发现”之旅。

　　他找来当地一个名叫阙龙兴的小学校长，负责全力搜寻石仓村目前所有留存的契约文书。截止于图书出版前，在这个村庄中，已找到8000余件契约文书。这些与村民生活有关的各类文书，包括分家书、收租簿、置产册、流水账、各类蒙书、商业文书、医生诊疗笔记、科仪书等。这些资料可以帮助人们进入石仓村村民生活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距离今天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就契约发现的情况看，石仓可能是一个集中的村落群中保存契约文书最为齐备、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且记载最为清晰的村庄。所谓“最为齐备”，指的是契约的系统性，往往一块土地的数次买卖契约保存完整；所谓“数量最多”和“种类最齐全”，是因为至今为止，无论是在发现大批林业契约的贵州锦屏，还是在徽州，甚至在被称为“中国研究实验室”的台湾，都没有类似的记录；所谓“记载最为清晰”，指的是全部契约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在今天找到所标识的田地或山场。

　　契约搜寻完毕后，曹教授等学者以自然村为基本单位，以姓氏或家庭为次级单位，以时间为纲，分类编辑这些土地契约。将契约图版与录文同时刊出的方式，虽然在中国台湾出版界已经成为主流，但在内地出版界，尚属罕见。没有录文的图版景印，很难说是古籍整理；而没有图版参照的土地契约及其他民间文献，读者很难放心使用，因为，文字的错识与错录，最后可能导致意义的错讹乃至颠倒，而此类错误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与已往内地出版的契约集有所不同，此次出版的丛书将各个时期的土地契约扫描件进行双色印刷，抄录文字在标点后依原件格式编排，以便于对照。学者们还对于契约中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了注释，将契约中的人名、地名其他内容，制成索引，便于读者利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将推出的《石仓契约》编为三辑，每辑8册，共为24册，每册约300—400页。

　　学者们在松阳县发现的石仓契约，是继徽州文书后，首次发现的村落文书。石仓这样一个小溪流域面积不足几平方公里的小村庄而言，为大众和学界呈现了相当珍贵的研究和理解近代小流域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手资料和明清时期中国东南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编者对文书的首创性释读，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测山区社会变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形态的“活标本”。同时，契约的发现、整理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填补了浙江省民间文献搜集与整理的这一空白。

　　在以往正史的记载中，只有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很少普通民众的记录。这种缺少普通民众在场的历史，既是苍白的，又是单调的。要了解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就需要搜集民间文书，从买卖契约、账本、家谱、书信、收据、分家文书等资料中，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从国家到个体，从都市到乡村，在拯救和留存这些契约的过程中，学者们怀着对古代村落社会与个体的关怀与担当，构建自己有创见的思想体系，旨在对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启蒙。尤其是编者通过对文书的深入研究与释读，使得在完整地保留文书原貌的同时，让契约说话，以简单、直接、不虚华包装的方式，重现一段记忆边缘的历史。当读者接触这些契约时，无可避免会产生与那个时代事件的某种联结，诱发跨越时间的感情与好奇心。同时对于契约文书史料的重视，相信随着丛书的出版，逐渐会成为一种学术潮流。

《中国地方珍稀文献·石仓契约》第一辑，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200.00元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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