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4年前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以来，政府的重视、专家的提倡和大众的关注使得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2006年6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作名录公布；2007年6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公布；2008年6月，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作名录公布……我们的“文化遗产日”总是与这些“名录”裹挟而来。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也不例外，6月11日，文化部公布了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4476部古籍，以及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62家单位。其中，馆藏大量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中国民族图书馆名列其中，同时，该馆的17部古籍文献也榜上有名。在这个长长的名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文化遗产保护者们到田野普查、收集资料、更新保护设备、进行研讨等等不懈的努力；也看到了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就在这样的努力中，从民间来到了图书馆，又被列入名录，最终走进公众视野。

　　将散落民间的古籍摆在书架上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内花园式庭院之中，有一个馆舍面积4500平方米，拥有国内少见的上下层封闭式书库，以收藏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为主的图书馆，这就是中国民族图书馆。1986年，刚刚参加工作的吴贵飙在这里接到了图书馆分配的第一项任务：征集水书。

　　那时候，中国民族图书馆里只藏有两册水书，少得可怜。吴贵飙是水族人，对水书比较熟悉，在家乡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他的父亲认识几个水书先生，于是，征集更多水书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交给了吴贵飙。

　　那些散落在民间能称得上古籍的，不是深埋地下，就是已经成了压箱底的传家宝，收集起来非常困难。中央民族大学古文字专家黄建明教授曾经在自己的田野调查记录《文字苦旅》中讲过许多故事，以证实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古籍更是难上加难——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总是有一些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据吴贵飙讲，水书先生（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的习惯是：书用烂了要直接扔掉，新书要手抄完成。另外，水族人认为水书很神秘，不能让外人看见，即使是水族人之间传阅，也得举行仪式才能交接。对于这些困难，吴贵飙只有软磨硬泡，这可能也是做少数民族文化田野调查的学者普遍使用的办法。

　　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征集工作，吴贵飙想起了水书先生韦景彝。1988年，吴贵飙从三都县里乘车，一直到没有路又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到了韦景彝的家——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寨。当年韦景彝70多岁，是第三代水书先生，“文革”时，他把水书藏到了更加偏远的山洞里。吴贵飙跟着他跑遍周围的山洞，竟然真的找到了当年藏匿的水书。但韦景彝和他的家人死活不愿意把书交给吴贵飙。吴贵飙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跟着他诵读水书，学习水书，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最后，韦景彝同意吴贵飙把书背到县城复印，装订好后，将复印本送还给他。吴贵飙说，2003年他再回到三都的时候，韦景彝老先生已经过世，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徒弟从他那里继承了复印本拿来手抄，并且徒弟又收了徒弟。

　　吴贵飙还想起，在贵州独山县一个水书先生家里，他曾经看到80多册水书，大长见识。那位先生是水书第13代传人，他的水书很完整，不仅有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也极高。吴贵飙将这些书分类拍照，带回北京做研究。事隔20几年，吴贵飙与他仍旧经常联系，而且他一直惦记的是，如果老人临走了，还没有徒弟愿意学习，按照水族的习惯，水书就要作为陪葬，跟随老人一起长眠地下。

　　吴贵飙从1986年到1988年间，共收集了水书178册，之后，他就走上了行政岗位，自己的收集工作暂时中断。20多年来，中国民族图书馆的其他同事仍旧在征集古籍的一线辛勤工作。如今，吴贵飙担任了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据他介绍，经过不断地征集，现在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文献中有不少国内外罕见的各种民族文字写本、刻本、金石拓片、舆图，还有年代久远的稀世真品、菩提叶写本等。其中民族文字古籍有藏、蒙古、满、彝、水、壮、维吾尔等文种，仅古藏文经典就有3000多函，数万种之巨。这些古藏文珍品中有《三传密经》、《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本生事迹》、金写《丹珠尔》等。其他民族典籍精粹有蒙古文《成吉思汗格言》、彝文《西南彝志》、水文《正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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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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