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殖民主义及其遗迹：印第安人的反遗产化及其动因

　　被排除在外的印第安人并不认同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遗产化的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每年都会举办建城庆典活动。每年的庆典活动都会遭到印第安人的抵制。1992年10月12日，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举行了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年的庆典活动，居住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多个印第安族群在中心广场集会，抗议殖民主义及其遗留对于印第安人的压迫与迫害，矗立于圣多明戈教堂前西班牙征服者迭戈的雕像被砸得粉碎。[注]2014年年底，包括公民阵线联盟在内的多个印第安政治组织发起游行示威，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的命名，要求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印第安人公平权利的赋予。谈及于此，恰帕斯教师协会负责人之一何塞这样评论到：

　　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这座城市是殖民者剥削印第安人的产物，这座城市的发展见证了印第安人的屈辱历史进程。将这样一座充满殖民主义罪恶的城市改造为文化遗产，而无视印第安人的痛苦，这是对于印第安人的不公正，也是对于我们屈辱的无视。[注]

　　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城市的形成是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苦难施加的结果。这些建立在印第安人血泪基础上，铭记着印第安人苦难记忆的殖民时代的建筑群经历了持久遗产化进程。然而，对于城市的诸多命名并没有考虑到对印第安人困难的反思。更深层次上而言，印第安人对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遗产化的不认同实际上触碰到了当前遗产化进程的关键。即所谓的遗产，是在现代文明视野下对过去遗留至今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的认知与肯定，但这并非意味着今日确立之遗产是对遗产特殊历史蕴含的彻底否定。相反，今日遗产价值的确立是需要建立在对遗产历史蕴含深刻认识与反思的基础之上。在大多数有着殖民历史的国家，遗产的形成多是建立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之上，是特殊时代政治经济学的产物。当下建立在旅游开发、国家认同和人类社会发展基础上的遗产命名，其实质是不同层次的权力主体对遗产本身苦难属性的否定与改写。更为重要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这种改写试图以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宏大叙事的方式得以合法化。然而，在缺少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深刻反思的当下，这样一种对遗产苦难属性改写的方式，显然无法得到遗产所属族群的认同。

　　在更为实际的层面，印第安人对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遗产化进程的反对与其现实遭遇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的命名，是对其在印第安人手工技艺的保护以及推动族群发展意义上的肯定。墨西哥政府对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命名，同样有着超越族群区隔，建立统一认同的诉求。但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印第安人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获得共享城市发展的可能。

　　20世纪70年代，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佐齐人的村庄恰穆拉发生了大规模的天主教酋长迫害村民的现象，许多佐齐人逃离城市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避难。1994年，萨帕塔运动爆发以后，受运动影响的印第安民众大量涌入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然而，印第安民众并没有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他们不断遭到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的驱逐，最终还是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市区的天主教会为逃难的印第安人提供了庇护的场所，使他们暂时度过危机。[注]

　　20世纪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许多印第安民众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谋生。大量的印第安男人扛着货柜，贩卖诸如香烟、口香糖等物品，或是在城市劳动力交易市场上等候诸如泥瓦匠、小工和车夫等工作。一些印第安女性则在市场上贩卖各种手工艺品。印第安人定居及其对城市空间的涌入同样遭到了城市中心居民的排斥与驱逐。城市北部的印第安人贫民区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合法化，不断有政府派出的各种准军事组织驱逐着他们。集市中的印第安人也不断遭到驱赶。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中心市场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约500多个摊位为美斯蒂斯族群掌控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Confederación Regional Obrera Mexicana)控制。2000年左右，市场曾发生了大量驱逐印第安女性摊位的事件，10多名没有收入，试图在市场上出售纺织品的印第安人女性被驱逐。最终在教会的调解下，印第安人女性才得以允许进入这一市场。

　　萨帕塔运动之后，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参与下，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有形的族群隔离界限已经不复存在，但建立在商业资本基础上，以利益为核心的新的界限也在无形的区隔着印第安人。如今，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城市中心的区域已经成为经营成熟的旅游区，各式各样的商店、酒吧和旅馆遍布其中。一个只有20平米左右的店面，年租金都在10万比索以上，远非印第安人所能承受的。城市内部的各个市场也竞相提高了摊位费，除了占地面积很小、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的蔬菜摊外，其他摊位印第安人根本无法承担。被迫在城市中扛着纺织品出售的玛利亚·迪亚斯(Maria Dias)这样介绍着自己的情况：

　　我的丈夫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做小工，我家里4个小孩，收入主要靠我制作披肩、毯子为生，以及丈夫的收入。我也想过去此圣克里斯托瓦圣多明戈教堂前面摆摊兜售，那里已经是游客旅游的必经区，人流量很大。但是你知道纺织品的销售需要很大的空间做展示，在那里一个摊位的费用差不多是2000比索一个月，我至少需要租赁3个摊位，我根本没办法承担这样的摊位费。市场管理都是有钱人，他们不会考虑我们的死活的，我给市政府写信，要求降低印第安人的摊位费，但是他们并没有搭理我。所以我只能扛着纺织品，每天晚上在街道上沿街兜售我的产品。[注]

　　可以看出，政府部门主导的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遗产化的进程之所以遭到了印第安人的抵制，一方面与遗产化进程中缺少对殖民历史和印第安苦难的正视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印第安人持之以久的边缘遭遇密切相关。从根源上来说，这一切问题的发生在于殖民主义及其遗留。正是因为此，印第安人才被视为低等族群，作为主体的他们被排除在遗产建构之外，使得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遗产化的进程无视印第安人的遭遇与苦难，进而导致了印第安人在城市发展中陷入更为恶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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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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