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一体化方面的问题也在快乐的瑞士清晰地出现。这在过去几年富有攻击性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right-populist movement)的大选中体现得还不是很明显。在他们的语汇中，土耳其移民、操意大利语的瑞士人，以及瑞士大学中的德国教授，都被视为“文化上的异己分子”。一群“沉默”而保守的大多数人突然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喧闹方式开始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有意识地运用“民间的”方式来运作：例如在鼓面上使用原产地的牛铃和山笛;在歌曲中除使用方言外，还使用种族主义的曲调。对此也出现了抵抗现象，同样是运用“民族的”服装的方式。年轻和自由的瑞士人穿着阿尔卑斯山地农民的紧身连衣裙——又被称为女性的民族服装，梳着辫子，起来反对这种攻击性的民粹主义运动，他们也努力地使用了其他一些具有反讽意味的符号，比如演唱岳得尔民歌(yodeling)， 使用坚固的徒步旅行棍。一家报纸幸灾乐祸地评论这一文化之战为：“用民俗抵制民俗垃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瑞士的标志性产业银行以及海蒂王国，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民俗，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尤其是在近些年里。这绝不仅仅是瑞士的问题。今天，其他的欧洲社会，从挪威到意大利，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境况。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常常被用文化的方式来予以反驳——往往是通过复兴民族遗产政策的方式来实现的。本土民俗因此被转变成为文化产业以及政治策略的资源。

　　那么，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作为具有自省力的文化科学家来更加明白地指明这一点吗，即使这样做会失去一些研究项目和博物馆陈列的经费?!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一个清晰的、国际化的基础上来进行交流，以便不再一遍一遍地重复过去的错误和经历吗?!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离我在柏林的寓所门口不到100米的距离，每周有三次盛大的街头集市。直到几个月前，在城市的导游手册中，它一直被称为“土耳其市场”，因为这里集中了大量土耳其商人和顾客，也有许多游客、知识分子和学生。但是如今，这一标识被根本改换了，在集市道路的两头树立起了这样的牌子：“十字山区绿色―东方市场”。这一标识具有双重意涵：“绿色的”和“东方的”，它具有双重承诺：这里有健康的、充满异国情调的食品和人群!

　　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点观察：一方面，包括柏林在内，“城市旅游指南”发展迅猛。旅游极大地改变并重塑了城市。长期以来，旅游已成为打造都市品牌的一部分，它影响着都市对于其文化和形式景观的观念，影响着都市对于文化上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用瑞典人类学家汉纳兹 的概念)——的观念。在这里，族群的想象与生态学的交易日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对土耳其和阿拉伯移民来说，这种“东方的”(而不是“土耳其的”)标识表达了一种新的、独立的“认同的政治”。因为它将其他族群对“土耳其人”和“东方人”的成见(the hetero-stereotype) 改造成为自我的成见(the auto-stereotype)。以这样一个表演性的行动，歧视性的异己范畴被转变成为对身份的自我认知：“我们东方人”是一个挑衅性的自我“东方化”。这是十字山区和纽科林大街等土耳其人聚居区中那些小店主、菜贩子和街头混混们所共同具有的。娜达、索菲娅、科塔…… 中小学的女生们通过传单向年轻人提供城市导游服务，她们服务的名称是“阿拉伯女孩做导游”。

　　对于都市民族学家而言，这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田野。因为在这里，介于本地的与旅游的、真实的与虚假的、生存的与商业的、家乡与异地之间通常存在的区分不再起作用。柏林市长与著名电台节目主持、阿拉伯咖啡店主与城市建筑师都同样涉及“多元的文化遗产”。将都市予以“再生”与“复兴”的观念可以有双重意味：对都市移民的“被隐蔽的历史”的知识和传统的新的兴趣，以及通过旅游和所有权市场，对都市边缘予以商业化和资本化的新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情形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此背景下，民族学观察者的位置就变得值得质疑：我们不仅仅是处于“田野”之中，而且也处在对它进行利用和消费的链条之中。无论我们如何描述“都市文化”，它都陷入了各种各样“本真化的策略”的语境中，这些策略产生了“东方人的市场”，在柏林的“安全旅游指南”(soft guide)中代表着资产投资商;也产生了柏林十字山区五一节(Mayday)的游行和骚乱，在“冒险旅游指南”(rough guide)中代表着青年冒险旅游者。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依据“书写与空间文化”来“描写”这座城市：作为一个干净、安全，同时也是野性和充满异国情调的空间——但是如论如何，它都是“本真的”空间!

　　下面是第三个例子。自从9•11和马德里、伦敦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有关移民和伊斯兰的讨论在欧洲再度出现。尤其是移民与穆斯林身份被媒体和“沉默的大多数”怀疑为有恐怖主义之嫌。因此，人们普遍同意，伊斯兰明确代表了一个“非欧洲的”宗教和价值观。我们至今尚未能足够准确地分析这一“距离的姿势”(gesture of distance)——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的成问题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尤其显著地引导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过，这种文化上的对抗性反应(cultural backlashes)同样是非常有趣的。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伊斯兰作为“新的年轻人的亚文化”而出现。这一文化通过特殊的着装风格、团体构成，以及对于宗教象征和仪式的凸显而得以表现。由此，它展示了对抗性反应中的相互关系：以其他青年文化作为批评或嘲笑的目标，反对主流文化。墙壁上的涂鸦之作“穆斯林喜爱最棒的”可能具有宗教上的以及性的双重含义。无论如何，与其说它展示了伊斯兰教规，毋宁说是展现了一道风景。青年人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是：“我们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牺牲品，只想成为实干者!”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穆斯林团体尤其寻找象征性的他者。他们力图形成社会上有差异的身份认同，这导致了宗教本真性的观念，其中所谓纯洁性和“神圣的”价值观被建构成为“真正的”生活的评价标准。“如何成为一个好穆斯林”成为身份认同的观念。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培育了宗教性的社区。跨国主义的记忆政治和认同政治的新话题和新策略也进一步得以发展。这些话题和策略都被散播的偶像打上了烙印：从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战士到穆斯林的圣战勇士。伊斯兰主义者的网站将伦敦或柏林的极端社区风格化为“活态遗产之地”，以此作为伊斯兰未来的活的纪念碑。

　　在这里，民族学的位置再度显示出模糊性。我们知道，伊斯兰与伊斯兰主义、正常与极端的区别只在纸面上是简单而清楚的。相应地，对前者公开辩护、同时证实后者有罪的做法常常无法奏效。而且，宗教自由的抽象观念常常与具体的争取社会权利与自主确定性别的权利相互博弈。由于民族学的田野作业要服从特殊的原则和敏感性，因此它的进入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被拒斥的。但是在荷兰，从这一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似乎正在出现。在那里，以前的摩洛哥裔移民想回到摩洛哥去当小业主，这似乎带来了相反方向的“文化上的”困难。因为这些“再度成为移民的人”是在荷兰出生并且已经在荷兰经受了长期的社会化。因此一组荷兰的民族学家正计划通过“跨文化的训练”——他们得到了我的一些民族学同事的帮助——使这些年轻人能为返回他们的“祖国”做准备。训练“如何成为一个好摩洛哥人”也是“再度本真化”的案例。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如果考虑到不断增长的全球性移民浪潮，这种民族学的培训也许将来能为我们提供工作的机会呢!

　　我的最后一个案例是：Rap(说唱)作为青年人的音乐文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反抗性的青年文化”成为民族学家们喜爱的话题，尤其是因为民族学家们近些来与都市联系密切。说唱rap者尤其受到关注，因为他们在都市空间里的活动常常介于族群与社会问题的交叉地带。一方面，他们是“移民世界的音乐”的中介者，他们将rap从纽约传播到伦敦和柏林。由于旋律简单，rap易学易传。而且，这一简单性还使rap以“文化原始主义”而大为流行，像其他地域里出现的非洲音乐一样。另一方面， rap也是对青年文化的物质化，它鲜活地体现着“街头的”声音。一些民族学家将rap归纳为：“来自下层”的“真实的”城市感触，“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歌声”，而许多rap表演者也认为如此。

　　一点一点地，这个后现代的“大都市传奇”破碎了，由此使人们意识到：“街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是想象的风景。在这里，年轻人不得不“玩 rap”以吸引制作人的注意。因为在都市的文化产业中，“街头上的可信性”(street credibility)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本真性”(ghetto authenticity)是重要的，远比文本和音乐本身的品质更加重要。最近，在一个有关“都市儿童”的研讨会上，我得以仔细地考察年轻人面临的巨大压力：为吸引关注并成为“成功者”，他们不得不书写并创建他们的“贫民窟传记”，以显得“真实”!不过，这种“虚假的传记”(bio-fake)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策略，却成为唯一“本真的”东西。这一点在最近德国的“克里奥尔节”(Creole Festival) 上得到了体现。节日的口号是“世界音乐：去他妈的本真性”，通过引用和混杂不同的音乐风格和遗产，一项生动的冒险发生了。这是一个有意识地直面“虚假”、直面文化的建构和汇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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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