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富]国外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批评与反思[1]

　　民间故事传承人从发现到引起重视与民间故事搜集工作密不可分。早期民间故事搜集者和研究者更多关注民间故事的文本本身，仿佛文本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封闭自足的一个课题，他们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传承人在民间叙事研究领域常常被忽视。“只有到了20世纪晚期，民间讲述者的存在才引起研究者和搜集者的注意，他们对民间口述的产生和传播方面的贡献，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话题。在这之前的民间讲述者，几乎影迹无存，最多不过是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比较好的一种情况是，采集者在它表演的时候连同他的作品一起记下他的名字。然而，采集者的兴趣并不在这个讲述者，他为什么选择那个特殊作品来表演，他向谁、他什么时候学习的这个作品，他表演的这个作品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这种表演对于他有什么意义等等。采集者和研究者的兴趣只是原文，它没有作者或表演者。”[2]虽然这种大规模、科学而系统的研究民间故事传承人到20世纪晚期才出现，但是，此前近两个世纪的世界民间故事研究，对传承人的考察并非视而不见。

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发轫期

早期研究者着重在两个领域考察和分析民间故事：一个是民间故事的起源研究，另一个是民间故事的形式研究。他们将故事研究的重心放在故事成型，故事源头等故事生活史的追寻上。

生活在乡村里的传承人视故事为他们情愫的袒露、理想的外现、审美的追求和才艺的彰显，这既是他们对于传统尊重的重演，也是他们处在当今现实中的某种感应。对于研究者来说，或许由于对于传承者的地位卑微而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重视；或许由于故事文本本身的绚丽和古朴，夺走了研究者的全部注意力。所以，故事讲述当中的文本以外的传承人主体在相当长的时间是被忽略了，是被低估了，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关传承人的有份量的、有深度的记述和研究。只有到了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时期，他们才表达了对故事传承人的钦佩，于是开启了人们对民间传承人的关注。然而，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早期的民间故事搜集家们在很长时间，更多强调民间故事的审美特征，并且大多从这一个角度来推崇传承人，然而却忽视了一个个具体故事传承人的个体风格特性和每个故事讲述人的每一次具体讲述所独有的、迥异的文化内涵。因而，我们看到这种关注仍然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思潮所带来的某种影响。直到19世纪末，故事讲述者的名字以及与故事相关的语境才出现在搜集家们在除故事文本以外的记述当中。

真正重视民间叙事传承人，并将之引入科学研究轨道的当推俄罗斯学者[3]。当然最先引起关注的还是英雄史诗以及其他民间叙事作品的传承人，以后才推而广之，在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

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60年代以来，人们对民间创作的兴趣异常浓厚。斯拉夫主义者将民族史诗视为“民族精神”、“民众之魂”，因此，在搜集和研究民间创作的工作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极多的精力。比如，斯拉夫主义杰出人物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在搜集研究民歌方面的工作就颇有成就，而且深具影响。《基列耶夫斯基搜集的歌谣》堪称是俄罗斯民俗学派的经典作品集（别索诺夫编辑，1—10卷，1860—1874）。19世纪中叶，农奴制的衰落加快了民俗学中革命民主倾向的形成进程。所有这些都唤起了民俗学者对古老而偏远，曾今有过繁盛时代、如今已经凋落变成穷乡僻壤的俄罗斯北方的空前兴趣。一旦人们进入北方开始工作便在恢复历史文化记忆方面取得赫赫战果。这自然更加刺激了人们对北方的愈加浓厚的兴趣。濒临消亡的俄罗斯英雄史诗——《勇士歌》的“发现”，是最为辉煌的战果之一。巴·尼·雷布尼科夫、阿·弗·吉尔费尔丁格、叶·弗·巴尔索夫、恩·叶·翁丘科夫等人最重要的、最经典的作品集，都是在这些年在俄罗斯北方各地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雷布尼科夫（1831—1885）还是大学生时，就在切尔尼戈夫省搜集了民歌和民间风俗方面的资料，在那里他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被拘捕，并被流放到北方的奥洛涅茨省。在这里他展开了广泛的田野活动，搜集史诗作品（勇士歌、历史歌）、哭歌和民间创作其他体裁的作品。由于雷布尼科夫本人作为流放者不可能自己出版作品集，他把这些资料转给了文化界的名人奥列斯特·米勒和巴·阿·别斯索诺夫，他们在出版中没有考虑搜集者的愿望和提示，雷布尼科夫走访了和记录了一系列杰出的民间叙事传承人。他对这些才华出众、风格独特的演述家极为崇敬，他的作品集就是以不同的演述家为纲来编排所有记录文本的。而奥列斯特·米勒和巴·阿·别斯索诺夫并没有理解雷布尼科夫的深意和他的这一建构的创新意义。当他们出版这些资料的时候，却是根据文本的情节重新编排，打乱了雷布尼科夫所设想的以传承人为序的原则。他们以作品内容为纲把不同演述人内容相同，但演唱风格、演唱个性并不相同的作品统统放在一起，于是读者只能看到文本，很难再看到每个演述者的艺术面貌了，就像不久前问世的基列耶夫斯基的史诗集那样。只是在格鲁金斯基编辑的1909—1910年再版的三卷本中，资料才是根据搜集地和史诗作品表演者编排的，这才恢复了雷布尼科夫原来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构想。

著名的斯拉夫学家阿·弗·吉尔费尔丁格（1831—1872），受雷布尼科夫所获成就的鼓舞，在1871年（也就是在雷布尼科夫之后的10多年以后）追随着他的足迹来到了奥洛涅茨省搜集勇士歌。到北方工作之前，他征求了雷布尼科夫的意见，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了史诗歌手地址的全部清单。他不仅对这些人的演述重新做了记录，而且他还记录了他们演述的新的未被记录过的作品，此外他也发现了一批新的演述人。他亲自整理，并在死后不久立即出版了他所记录的资料三百多篇史事歌。在资料的编排上，不是根据情节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则，而是根据演述人，也即我们这里所着重谈论的传承人的原则进行编排，这对于俄罗斯、甚至是世界民俗学科的历史而言都是首次。

由吉尔费尔丁格引入学术界的关注传承人，从传承人的视角观察诸多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重要原则，从他那时起就成为科学搜集的必要规则和标准。他为作品集所写的长篇序言——《奥洛涅茨省及其民间歌者》，不仅介绍了该省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社会历史，而且详尽描述了农民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劳动生活等等，还特别对史诗歌手及其演唱艺术的诸多特征作了深入的、别具慧眼的研究和阐述。这篇前言以及它所反映的创新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启示性的意义。

如上所述，传承人理论基础的建立是由活跃在19世纪下半期的俄罗斯学者完成的。这一理论基础不仅在诗体民间叙事作品，特别是英雄史诗演唱者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具有独创意义和典范意义，同时也带动了民间文学其它体裁中对传承人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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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林继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