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高贵，是因为它产生的作品个性不可能百分百复制。就说紫砂壶手，拿起一块泥团，他的心情、身体状况以及拍打成型过程中每一次的手随心动，都决定了最后完成的壶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徐立记得刚学制壶不久，他在上海一位私人藏家那里见到一把“大亨壶”，为清嘉庆、道光间制壶大匠邵大亨的大掇只壶，造型简单，却有无穷张力，气度极大，“只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感动。尽管隔着玻璃柜门，我还是被强烈震撼了，竟然有下跪膜拜的冲动”。徐立由此成了传统全手工技法的坚定追随者，他说，宜兴很多店家现在都打出了“全手工壶”的牌子，想卖个好价钱。其实除了灌浆成型的壶，紫砂壶都可以说是手工制作，但这个概念和“全手工壶”完全不是一回事。“全手工壶”的真正内涵必须是用“传统全手工成型技法”，即沿用明代传承下来的木转盘拍打、镶接成型技法，制作过程中使用传统的竹木质、牛角、铜、铁等工具。

      “敲打泥片、泥条的搭子最好用黄檀木和枣木质地，木转盘一般是榉木和黄檀好。做壶需用‘矩车’划圆形泥片，‘象车’划直泥条，这两样工具的形制从明代沿袭至今。明人周密在《宜兴瓷土记》一书中提到的制壶工具，和现在几乎完全一样，至少证明传统全手工成型技法在明末已经基本确立。”葛烜为记者现场演示传统全手工制壶的过程，各种工具看得人眼花缭乱，据他说当年顾景舟统计过，他制一把掇球壶，用的工具多达118种。“传统全手工成型技法”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可以细琢，不必急于一次完成。用来存放泥坯的粗釉套缸是重要工具之一，缸底存水，中间用挖有注水孔的泥层隔断，泥坯成品和半成品放在泥层上面，再用木盖封闭，可以随时通过调整水面高度来控制泥坯湿度，不必担心走形或损坏。葛烜说，“顾老晚年做壶极尽精工，最高记录一把壶能做三四年，常常是做一点，将泥坯放进套缸捂上几个月，等有想法了再取出做一点。他去世之后，至今家中套缸里面还放着没完工的作品”。

      “传统全手工成型技法”是紫砂工艺最独特的内核。辘轳拉坯、石膏模挡坯、盘泥筑法在世界各地的陶瓷工艺中都存在，而紫砂工艺的木转盘拍打、镶接成型法别无他家。徐秀棠也认为，紫砂工艺传承的本体应该回到传统，“现在有些评比标准，见到形式新奇就给奖，这和实际情况是背离的”。对于当地政府有些领导提出的紫砂发展理念，他也很不认同，他认为，“有人提出紫砂业要完成三大转变，其中一条是从个体作坊向规模化发展，所谓做大，这根本行不通。紫砂工艺最大的特点是个性化，过去搞合作社、紫砂工艺厂，从分散到集中证明行不通，现在才会重新从集中到分散。要传承紫砂传统工艺，就必须发展个人作坊”。在外人眼里，徐秀棠的紫砂雕塑是创新，以雕塑入制壶也是创新，他却提出来“守旧也是创新”。紫砂师承有两类:手追师傅，心摩古人。从制壶理念上，徐秀棠自认心仪清代两大文人壶名手——陈鸣远和陈曼生。

      2006年9月宜兴市开始举办“紫砂陶全手工技艺大赛”，目的不在考工艺，而是评判他们对传统手工艺技能的“传承”——除技法，还要有师承，否则也失去参赛资格。“这个标准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懂得尊重师傅和传统的价值。作品的好坏没有一定标准，只要掌握到方法并传承下来，传统技艺就不至于被湮灭，以后的高低差别全在个人磨炼。”徐立说，现在的紫砂市场看起来很火热，但真正的传统手工工艺实际上处于萎缩状态。有真本事的师傅不愿再外传手艺，徒弟也没多少人能耐住几年学徒的辛苦，学个大概就恨不得立刻自立门户挣钱，当枪手、做假壶的现象在宜兴到处都是。

      守旧也是创新

      民间授徒各有章法，师傅身传手教，少言反而造就了各门派的传奇。顾景舟当年收徐汉棠为徒，入门考试是做一副紫砂工具“矩车”，做成了，也就认可了。徐汉棠晚年对高振宇和徐徐两人的授徒，首先是3个月工具制作，然后是3个月不间断地打泥条、打泥片训练，打成的泥片要求一次几百张叠在一起，大小、厚薄都能相同。顾老去世后，高振宇写文章回忆，圆珠壶是师傅教做的第一件完整作品，这种壶造型极简，看来平常，却包含了紫砂光素器制作的最基本技法，好比书法中的“永字八法”。接下来教做的“瓠瓜壶”、“逸公壶”等，也都是传统经典壶型。徐秀棠跟任淦庭学刻字，练造型的方法竟和西方素描有相似，比如师傅会随手拿起一个茶杯，远远给他看一眼，然后要求他在纸上画出来，大小不差分厘才算过关。

      徐秀棠说，制壶技艺上的纯熟，略有天分的人努力数年总可以达到，属于工的问题。但一个壶手要想进入收藏级别，还要解决艺的问题，就是一把壶所形成的整体形态和气度。

      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制壶人，稍有名气后，总自诩从小把紫砂作为理想。徐立、史小明说到这里便笑，说多半是不实之词。宜兴紫砂业每到低潮，都几乎无人为继。抗日战争到1949年前是一次，连顾景舟那样的名手也被迫跑到上海去，改行另找饭碗。六七十年代也算一个低潮，制壶为苦差，根本没人愿意去学。“听我父母讲，当时紫砂工艺厂招工一次就拉几百人进去，连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十几岁孩子也都招进去，最后能坚持到底的不足几十。工人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22 点，年轻人都不愿受那个苦。”直到80年代后期，台湾人对紫砂壶的市场需求带来了经济收入，制壶这行才开始热门。徐立回忆，他小时候对父辈的手艺充满抗拒，一心想考大学离开这个家族环境。1990年他从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宜兴外贸，两年后辞职回丁蜀镇帮助父亲管理工厂。“大约在1999年冬天，我突然陷入了迷惘，很想逃避属于父亲而不属于我的工厂事务。有一天葛烜看我无聊，拉着去看他做壶，也不知道为什么，紫砂壶那种简单和干净突然就吸引了我，一种发自内心的被打动。”徐立于是决定学制壶，这年他30岁了。他没有找父亲，而是背包上北京，向周桂珍拜师去了。“一个人学习传统技艺，心里必须先有百分百的崇拜和敬畏，父子关系并不合适。为什么在传统学艺中师傅要先让徒弟做几年粗活？我想那还是有部分道理的，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可能也没参透:将一个人的自尊完全磨掉，才能让他对师傅教授的东西无条件吸纳。”徐立说他现在做壶就是喜欢一个月做三五把，心无旁骛，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经历让他比普通紫砂艺人更有心性去寻求现代观念对传统的支撑，“从前逃避传统是因为觉得无法超越父辈，现在我的技艺仍然没有超越，但我对紫砂的认识超越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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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