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开展,传承主体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有所增强,相关企业获得了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其生存条件也得到改善,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得到进一步重视,参与者的转型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市场开拓有新进展,在生产过程中适当的机械化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下问题:保护对象有待进一步厘清,现代化生产对传统工艺有明显的冲击,原材料危机开始显现,优秀人才断层严重,政府缺乏具体有效措施,支持力度不够。尽管如此,无论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内在属性,还是其外在所处的生存现状,生产性保护都值得提倡;但是,生产性保护并不等同于产业化,并且需要妥善处理本真性、整体性、传承与创新等问题。

关键词：“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人；核心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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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非遗”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先后形成了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以及近年来提出的生产性保护。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生产性保护迅速成为“非遗”保护领域的一股潮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进行生产性保护，既可惠民、富民，又能增强保护工作自身的‘造血功能’，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促使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客观地说，在中国目前众多的“非遗”保护措施和理念中，生产性保护确有可能是最能有效激发传承人、传承主体以及各级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种保护方式，这从其概念一经提出，就各方响应并快速落实得到证明。但是，由于“非遗”产生和存在的特殊文化生态，由于“非遗”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即便我们已经有了权威的定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适用类别，在实施的过程中依然要十分谨慎。到底为什么要实施生产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是否会损害“非遗”的原真形态？生产性保护是否等于“产业化”？在生产性保护中如何真正实现“生产”与“保护”的统一？要解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走到保护一线，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来寻找答案。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潮州木雕、广西壮锦和安徽宣纸等共9个个案，开展生产性保护的具体实践，在总结其成败得失的基础上，从学理上讨论与分析“非遗”生产性保护面对的主要问题，以期对中国的“非遗”生产性保护工程提供有益的思考。

　　二、田野调查的实践

　　本文所基于的田野调查个案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来自浙江、广东、广西、湖南、山东、山西和安徽7省（区），其中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广西壮锦、湘西土家织锦、山西老陈醋和安徽宣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项目；杨家埠年画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项目。个案所属的“非遗”类别既有传统手工类，又有传统美术类和传统饮食，可以说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它们开展生产性保护的现状基本能反映目前中国“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整体情况。

　　（一）成效与经验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认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通过实施生产性保护所取得的成效在整体上是积极的。

　　1.传承主体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有所增强

　　个案中的“非遗”项目无论是规模较大的公司、工厂，或规模较小的工作坊、研究所，基本都已经实现了近似企业化的生产。企业化生产的特点是追求利润，注重效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传承人（大都也是生产者）对于其传统技艺的坚守、文化内涵的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松动。生产性保护概念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是他们在从事生产的同时，增加了一份保护和传承文化的责任与自觉。

　　潮州艺葩木雕厂创始人、代表性传承人辜柳希认为，荣膺生产性方式保护示范基地“既是一种荣光也是一种警示”，在访谈中他多次提到“没有生产性保护，潮州木雕仍可以发展得很好，却不会是以今天这样富有责任的方式”。调查发现，获颁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艺葩木雕厂在经营战略、产品、宣传、销售渠道等方面，与其他木雕作坊有着明显的不同，处处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靖西壮锦厂厂长李村灵也提道：“生产车间里的一般织锦工人，以前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多织锦，多挣钱，也希望企业效益好，给她们涨工资，至于保护不保护的问她们不太关心，现在却不一样了。”

　　2.经济效益明显，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以保护促进生存，以生产带动保护，是开展生产性保护的主要出发点。通过相关措施的实施，使传统生产工艺得以延续，并将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特别是对于那些因种种原因生产难以为继，面临传承危机的“非遗”来说，更是帮助巨大。

　　靖西壮锦厂作为广西最大的壮锦编织工厂，一度濒临倒闭，在采取生产性保护措施之后，通过相关部门的扶持，生产逐渐走上正轨，并逐渐树立起了品牌形象。杨家埠木板年画由于原初功能的丧失一度濒临消亡，但在今年实施生产性保护之后，也同样出现了喜人局面，“村里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有人在。杨家埠村现在学习年画手艺的人每年也正在以300到400人的速度急速增加”。山西老陈醋的代表之一“东湖美和居”，在实施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严格按照传统老工艺生产的“醋圈”，其生产的陈醋虽然价格高达75元/斤，足足比市面高出二十倍有余，却仍然供不应求，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3.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受到进一步的重视

　　调查发现，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非遗”开展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中，传承人往往既是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也是项目生产的组织者；既是“非遗”内在价值的守护者，也是市场上的营销者，可以说生产性保护开展的成效与传承人有着最为直接的紧密联系。因此，开展生产性保护，促使各方更加重视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使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广州玉雕、土家织锦等的传承人都得到了地方政府额外的财政补助，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在壮锦的调查中，调查者发现在采取了“生产性方式保护措施之后，更加重视织锦技艺传承人的培养，织锦技艺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不仅被政府部门提上工作议程，壮锦厂内部也加强了力度，比如设立了传承人培养专项资金，定期派传承人去参加传承人高级培训班等”。宣纸的各级传承人更成为各大造纸企业高价争夺的宝贵资源。

　　4.参与者的转型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市场开拓有新进展

　　在开展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传承人将传统的生活品、工艺品、美术品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的竞争与检验，这必然促使他们在主题、造型、材质、工艺手法等方面不断寻求转型与创新。同时，为了生产的持续，市场的开拓成为重中之重，许多新的营销手法不断涌现。

　　广西壮锦、土家织锦和杨家埠木板年画等由于原初始功能的丧失，生产一度中断，在实施生产性保护之后，情况大都有所改善，而这种好转都得益于及时的转型和不断的创新。以壮锦为例，“以往产品多以实用性为主，品种单一、花样老旧。采取了生产性方式保护措施之后，为了促进壮锦技艺更好地传承发展，壮锦产品开发更多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潮州木雕、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安徽宣纸等虽然生存状况良好，但这同样与他们贴近市场、持续创新的努力分不开。正如辜柳希（潮州艺葩木雕厂创始人、总设计师）所说：“木雕厂的产品紧俏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了解社会，看社会的需求以及人们的接受能力，了解了市场，才能明目地生产。”

　　此外，由于市场观念的增强，传承人和生产者以往“坐在家里等消费”的销售观念明显改善，在市场的开拓上开始主动出击，在方式、方法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山西老陈醋与旅游企业合作，开发了工业旅游和民俗体验游；杨家埠木板年画通过开设网店，运用电子商务打开了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安徽宣纸大胆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出纪念宣纸、世博宣纸、五色信笺等高端新产品，拓展了宣纸的应用领域。这些改变都得益于生产性保护的推动。

　　5.适当的机械化也许并没有那么可怕

　　开展生产性保护，是否会促使机械化等现代化生产方式，进一步代替手工劳作等传统工艺？这是最令社会各界忧心但无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田野调查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也许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

　　访谈中多位传承人反复提到，机械在他们的生产过程中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即只能“干粗活”，而无法进行最能体现技艺与价值的“细部”的实操。潮州木雕的传承人辜柳希说道：“要保护‘非遗’，做成产业，不能单靠一件一件的产品，只要整个产业的文化底蕴足够，势必要借助一部分的批量生产，才能够扩大产业，做到产业化，达到发展和保护‘非遗’的目的。”

　　在对广州玉雕和青田石雕的访谈中，传承人也多次提到，因为机械的运用使得许多原本无法使用的材料得到了运用，扩充了创作题材，曾庆了艺术品味。“效果、质量和以前手工的基本一样，甚至现在做出来比以前的还好。以前的手工，比如说石头硬一点的都做不起来。现在硬一点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用机器。”因此，对于机械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辩证看待。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这些个案的深入调查，我们看到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乐观。由于理论指导与具体实践的偏差，“生产”“开发”与“保护”的固有矛盾，作为文化事业的“非遗”非遗保护，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产”“开发”，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诉求；又由于“非遗”项目不同的传承方式和“生产性”基础的不均衡等，导致生产性保护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保护对象有待厘清

　　通过个案的调查，我们发现生产性保护实施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究竟是实施方法、力度的差异，还是项目本身的特殊性？在我们看来主要还是后者。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在规定类别中，到底哪些项目真正需要实施生产性保护？或者说在实施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有所侧重？

　　东阳木雕、潮州木雕、青田石雕、山西老陈醋和安徽宣纸在实施生产性保护前，本身就不存在明显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它们的“生产”已经有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可以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因此，对它们的生产性保护应该主要强调核心技艺的“保护”，而非存续“生产”。而对于土家织锦、广西壮锦等面临严重传承危机的项目而言，我们在强调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应首先想办法创造条件实现其“生产”，如果“生产”都无法实现，也就不可能达到“保护”的目的了。

　　此外，广州玉雕和宣纸的调查让我们看到，即使面对同一个项目，其内部也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地使用生产性保护，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广州玉雕在发展中出现了高端（A货）与低端（B货）的分化，即艺术精品与普通饰品的不同。普通饰品，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采用劣质原料，通过产业化批量生产，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其生存完全不成问题。而而传承人呕心沥血、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心血完成的玉雕精品却往往得不到市场的认同，导致从事精品创造的传承人越来越少，很明显这些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

　　2.现代化生产对传统工艺冲击明显

　　虽然适当的机制化对保护对象的影响整体有限，但并不等于否认现代化生产对传统手工艺的冲击。事实上，通过调查发现，这种冲击十分明显。

　　9个个案的调查，我们毫无例外地看到了现代机械或现代工艺的身影，有些数十年前就已存在，有些近年才出现。不可否认，这些现代机械和工艺大大便利了生产，但由于附在其中的手工劳作大幅减少，导致其文化内涵和价值属性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变化。

　　靖西壮锦厂虽然一直坚持“纯手工”，但在生产过程中也开始使用电动卷纱机、拉纱机等现代机械，“织出来的壮锦已没有了传统壮锦的结识厚重感，略显单薄”。在对“来福醋业”“东湖美和居醋业”的访谈中，生产者也都承认只有完全使用传统工艺酿出来的“才是真宗的山西老陈醋”，但在操作层面真正坚持的却微乎其微。在宣纸的个案中，调查者发现泾县当地绝大多数制纸企业都广泛使用烘干机、抄纸机和漂白剂等现代机械和工艺，生产出来的宣纸在润墨性、稳定性、耐久性等特点上与传统流程制造出来的宣纸相差甚远，以致“不少知名书画家发出了‘好纸难寻’的慨叹”。在东阳木雕、潮州木雕、青田石雕、广州玉雕的调查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大量现代机械的运用，传承人也都承认，主要用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都属于较低“品相”，是为了满足一般的旅游市场和大众消费市场。因此，我们看到现代生产方式对传统技艺类、美术类“非遗”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是坚守传统，还是迎合市场，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3.原材料危机开始显现

　　原料是生产的基础，没有原料，生产无法继续，使用替代原料，则不可避免地损害“非遗”的真实样貌。随着生产性保护的推进，生产的扩大，导致原材料危机日益明显，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安徽泾县出产的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是制造宣纸的关键原料，但随着产量的扩大，青檀皮已经变得日渐稀缺，据统计，“仅就泾县而言全年造纸需要的檀皮需求量仅能满足七成左右”。在对杨家埠木板年画的调查中，发现原本最适合刻版所用的野生梨木和堂梨木，在当地已经消绝，普通梨木也因为日益紧缺而价格飙涨。是否使用当地“叶蜡石”，是衡量青田石雕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产量的扩大，调查发现青田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石材荒”，石雕艺人不得已开始大量使用外地石材，甚至从国外进口石材。此外，土家织锦、广西壮锦也因为蚕丝的稀有和昂贵而纷纷放弃使用。可见，原材料的枯竭是生产性保护过程中另一个难以回避，但同时又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

　　4.优秀人才断层严重

　　传承人老化是“非遗”保护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田野调查发现，在生产性保护领域优秀人才断层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以广西壮锦为例，“传承人屈指可数且年龄偏大。第一到第五代的传承人均已退休部分已去世。而剩下的最年轻的第六代、第七代，人数少得可怜，年纪也都三十几岁。整体来说，靖西织锦传承人呈现老龄化现象，且后继乏人”。潮州木雕也不例外，“潮州木雕这种耗费体力和脑力、学艺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工艺，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机，年轻一代怕吃苦，目光也不够长远，为花花世界的精彩所吸引而安不下心，多数会选择更为轻松的打工方式”。

　　此外，由于涉及商业竞争、商业机密等经济利益，有些传承人不愿意将核心技艺轻易地传承给下一代。如本已濒危的土家织锦，“大部分年事已高，同时，担心仅有菲薄的收入会遭受竞争的冲击，真正带徒授艺者不多”。最后，一些特殊的传承制度也限制了人才的培养，如土家织锦的“传女不传男”，壮锦过去有须“独身”的规定等，这些都影响了传承人的培养，造成了优秀人才的断层。

　　5.政府缺乏具体有效措施，支持力度不够

　　由于从中央调到地方尚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调查发现，对于一些生存现状不乐观的“非遗”项目而言，传承人和生产者普遍反映政府虽提出了生产性保护的口号，但实际支持的力度远远不够。

　　在田野访谈中，调查者听到的主要还是“产业化”“商业化”“文化产业”等词汇，而对于“生产性保护”这一术语无论是传承人还是地方“非遗”保护部门，普遍感到陌生。此外，地方政府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看到各地在开展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山西老陈醋、安徽宣纸等实施较好的项目，政府不仅在信贷、税收、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扶持，还专门制定了系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而土家织锦、广州玉雕等尚未看到具体的实施方案，在资金上也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扶持。一些传承人反映，“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每个研究所都有资金支持，而现在所有项目都是靠自己”。对潮州木雕的调查我们也看到，从培养学徒、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班到创办传统手工艺研究会，传承人辜柳希为潮州木雕以及潮州传统手工艺事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绝大部分资金都是自己承担，政府的补助只在少数。辜柳希先生说道：“还是背负了不少压力，单凭个人力量，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宣传宣传呼吁的力度，并给予更多实质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扶助。”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通过实施生产性保护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发现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现代化的冲击、原材料的紧缺、人才的断层等，都是十分现实、紧迫且棘手的难题。如果不能处理好，必然影响生产性保护的实施效果及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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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