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们在广州附近的一个更大的古村落SW古镇，做关于历史文化资源调查及其旅游主题设定的项目，竟又遇到同类的问题。

　　这个大型古村落SW村也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位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主要居民亦属南宋末逃避战乱来此的移民。这些移民初来时无田可耕，只能在浅海滩涂之处围海造田(即沙田开发)，自造立锥之地。为了在各种势力中站稳脚跟，同姓宗族在其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立同宗祠堂，则成为团结族人互助合作、争夺资源的重要手段。南迁至此的移民利用宗族这一文化手段得到国家和地方认同，获取沙田开发权，先围塘养鱼植桑，再利用珠江泄淤填土造田。经800余年蚂蚁搬家式填海，陆地南延，因围垦沙田获得地产并因临海出洋打工做生意获得资金的宗族逐渐兴盛起来，形成涵括4个自然村及“三街六市”小镇的广府农商聚落群。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SW镇最有影响力的有何、王、黎、李、赵五大姓氏宗族，其中，望族为何姓，拥有6万多亩田地与1万多名成员，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可算是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宗族”。各分支旁系丁财两旺，出了不少名士豪门。发达的宗族经济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宗族在内部成员中倡导国家推行的儒家文化，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获取功名，从而强化其在地方的势力，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在岭南地区各姓祠堂前的广场旗杆夹和祠堂里的牌匾碑刻上，都十分刻意突出本姓族人科举及第和仕途功名方面的名头。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宗族成为腐朽社会力量的象征，宗族士绅和富裕的群体更是革命对象。于是，就像当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地方的情况一样，SW古镇的宗族组织被迅速瓦解，大量族人逃亡香港或海外，族产被“公有化”，祠堂纷纷被没收、破坏甚至拆毁，幸运者被改造为政府办公室、仓库或公共食堂。解体的宗族仅能以分散的小家庭形式存在，除了姓氏的保留，许多东西早已名存实亡。

　　80年代之后，国家实行侨房政策，华侨可以收回当初被没收的财产，幸存的祠堂和古建筑得以逐渐归还宗族。宗族组织后来虽然以华侨和乡亲联手组织的“认祖归宗”宗亲会或族谱编撰小组的形式部分复活，但原来的宗族组织及动员能力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即使部分族产得以归还，大多破败不堪。有能力者大多移居海外，鞭长莫及;留守本土的族人自顾不暇，对族人共有的祠堂修缮之类爱莫能助。偶有侨商回乡，宗祠的重建每每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捐款范围有限，容易被认可的是修建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等。直到近十余年来，由于国家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与古村落和传统民俗相关的传统文化，才得以部分恢复和重建。

　　然而，这种文化恢复和重建，很多情况下是政府主导，商业营运的。正像国内普遍的情况一样，SW镇政府看到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的价值，成立了旅游公司，着手相关开发的工作，希望通过旅游开发，既能保护现存的这些传统古建筑及传统民间艺术，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了搞旅游开发，SW古镇的祠堂和部分闲置民居等物业被政府和旅游公司接管。接管者投资修复了许多祠堂，将其改造为展馆。2011年元旦，SW古镇景区第一期工程完工，正式对外开放。

　　由于门票成为“景区”旅游的重要收入来源，所以，不仅游客，即便景区内的本地居民(大部分姓何)进去也要先买门票。对此，许多本地居民的反应相当激烈。例如，一位何先生对我们说，过去，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常到祠堂来闲坐、聊天，但现在，本地居民哪怕稍微走到离祠堂较近的地方，马上就有保安过来赶人。何先生说，旅游公司花钱修复了何姓的祠堂，保护了何氏宗族的文化，作为何姓族人，他很感激，但祠堂修好了，却不能让何姓族人进去，就显得太没有人情味了，“既然祠堂里摆着何氏祖先的牌位，难道我们姓何的进去拜一拜祖先，上一炷香都不行吗?”我们遇到的其他何姓访谈对象基本都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政府和旅游公司利用旅游开发，占据了自己宗族的产业。

　　这类事例，再次把“谁的祠堂”这样的问题提了出来。而且，这个问题的麻烦之处还在于，对于被改造为旅游消费公共空间的古村祠堂来说，如果前例是由于权力的惯性作用，使付费消费的游客权益受损的行为，还仅仅涉及游客这样的“局外人”的话，那么，后例这种连祠堂主人或祠堂文化持有者都被排斥的行为，伤及的已经是道地的“局内人”了。更麻烦之处在于，这些例子看来不是孤例，它再次提醒人们对“谁的祠堂”、“谁是主人”这样的问题进行诘问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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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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