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中国文化休闲网（风雅中国）

[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关于这个问题，早就存在着争论。但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的一批文化革命先锋外，后来参与历次争论的各方，都毫无例外地把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而争论变成了只是在儒家文化内部，只是对儒家文化所表达的文化精神不同理解的争论。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逼来，在强调民族文化独特性、强调文化多样性、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民间文化遗产的今天，再来谈民族文化精神问题，情况就大为不同，不能再无视民间文化，不能再置民间文化于　不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所创造的下层文化或曰民间文化，和少数社会精英（在中国，固然有儒家、道家和释家的文化，但影响最大的要数儒家的文化及思想）创造的上层文化或曰精英文化共同构成的，两种文化在各自发展中既互相对抗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但又始终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精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80年代，学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争论，大而别之，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礼”或“礼治”。“礼”的内容是等级隶属关系，由礼培育的等级隶属观念，是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的思想原因，其最集中的表现是维护忠孝的三纲五常，它既压抑人的个性，又使人对家庭和国家产生亲和力。第二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人文精神。对于人文精神，又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是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派生物，与群体的命运息　息相关；另一种理解是，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导致的是王权主义，取消人的独立性而把人变为道德的工具。第三种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刚健有力、崇德利用”的文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注：王和．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主要观点［J］．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学术动态，第17期（总242期），1986年3月27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张儒家思想遗产中的“和合”或“中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的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异军突起，占了上风。对此，笔者曾在两篇文章里作过简要　述，这里不赘。（注：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J］．报告文学，2002，（9）．刘锡诚．文化对抗与文化融合中的民俗研究［J］．理论与创作，2003，（4）．）在不久前召开的“文化高峰论坛”上以及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据报载，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认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西化风’造成了用中国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西方价值观的表现。《哪吒传奇》这样的作品，因为有市场的、经济上的需求，所以体现的其实是西方价值观。而中国文化是以儒家的‘和为贵’和道家的‘不争’为核心的。”（注：陶澜．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精髓成争议［N］．北京青年报，2004－09－06．）

把“中庸”或“和为贵”说成是中华文化精神，是当前“新国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他们的特点是继续无视被最广大的民众所创造的和享用的民间文化所彰显的文化精神。儒家思想固然对下层老百姓有很大的影响，但又并没有成为广大老百姓信奉的“宗教”，特别是在远离中原、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广大的农民、牧民和少数民族中，包括西部的广大地区，儒家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要对民间文化稍有研究的人就会很容易发现，在民间文化中到处都蕴含着或洋溢着强烈的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意识，而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意涵，表现于个体、家庭、家　族、族群上，就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诗经》里的“民之初生，瓜瓞绵绵”正是来自民间的对“生生不息”观念的形象表述；表现于国家、民族，甚至个人的安身立命、建功立业上，就是对自强不息的崇尚。人祖女神女娲用泥土造人，使人烟延续、宇宙存在；战神刑天被砍掉了脑袋，仍然挥戈战斗；大禹受命治理大洪水，转战于九州，最后化　石而生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挖山不止。……这些中华民间文化的经典之作所显示的生生不息、自强不息，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近代以来对本不是本土原产物种狮子（“醒狮”的象征意义上）的崇尚的兴起，从东南沿海地区客家人的围屋建筑、贵州安顺地区中原遗民的屯堡……我们看到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现在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锋芒悄悄地被吞噬掉了，某些方面甚至倒退到了“五四”之前。在“五四”时期一度被重视起来的民间文化在做了一个短暂的　温柔之梦之后，已经争得的“座位”再次被挤掉了，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占领一席地位，民间文化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也始终没有得到人文学术界的阐发和重视。

说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是民族之根，绝非夸张之论。失掉了自己的民间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论述爱尔兰民族的歌谣的文章里有一段话最有说服力：

爱尔兰的民间歌曲一部分产生于古代，另一部分产生于近三四百年间，其中有许多仅仅产生于上一世纪；特别有许多歌曲是最后一批爱尔兰弹唱诗人中的卡洛兰在当时创作的。这些弹唱诗人或竖琴弹奏者——同时是诗人、音乐家和歌手——以前为数很多，每个爱尔兰首领在他的城堡里都有自己的弹唱诗人。不少弹唱诗人也作为流浪歌手漂泊在全国各地，遭受着英格兰人的迫害：英格兰人把他们看作是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这些弹唱诗人通过人民的不朽的记忆，保存了歌颂芬马克夸尔（玛可费生在自己的完全以这些爱尔兰歌谣作基础的《奥辛》中，把这个人物从爱尔兰人那里剽窃过来，换上芬加尔的名字变成了苏格兰人）的胜利、歌颂古代塔尔王宫的豪华、歌颂国王白利安；鲍露亚的英雄功勋的古老的歌谣，保存了歌颂爱尔兰首领与Sassenach（英格兰人）的鏖战的较晚的歌谣；他们在自己的歌谣中也颂扬了当代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的功勋。但是，到了17世纪，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奥里弗、克伦威尔和荷兰威廉把爱尔兰人民全部沦为奴隶，劫掠了他们，夺去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交给英格兰征服者，使爱尔兰人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成了被压迫的民族，而流浪歌手们也像天主教的神甫们一样遭到了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然而未被征服的人民留下的最优秀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　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当统治者们发明着愈来愈新、愈来愈现代化的压迫手段，难道这个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注：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J］．民间文学，1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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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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