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这么说，在文化“遗产化”(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大众化)的过程里，给原住民带来的，很难说不是一种伤害。在北美印第安人的Sweet Lodge(当地的灵魂仪式)案例里，一些印第安人倍感受到冒犯，因为一些白人白领阶层将他们最神圣的仪式当成一种“冒险”体验(说白了就是一种另类休闲)。这就像，如果有外国的嬉皮士把“咱们中国”的某种传统功法当成娱乐搞笑剧来排演的话，我们会觉得舒服么?Michael Brown在此指出：这种“遗产”大众化的行为威胁到了印第安社区是因为它“削弱了一条界定‘本族’和‘外族’ 的界线”。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无疑是和强制通婚没有区别的，严重打击了当地民族的认同感。如同，在任何社会里，当大多数人看到一位外籍男子和一位本地妇女走在一起，人们会本能地也会产生一种“被侵占”的感觉。

　　这种“文化矛盾”已经在美洲向全世界蔓延开来，这些地区的特点都是有明确的殖民历史。在这些地区里，“文化归属权”的问题都是由殖民的历史所引起的。现代媒介(书本、网络、博物馆、大学教育)的影响等于是在殖民矛盾中火上浇油，让原住民觉得“那些人不仅抢夺了我们的土地，还准备吸干我们的灵魂”。这种矛盾就像艾滋病从猴子传到人身上一样，可以从殖民政权国家传染到非殖民政权国家。在以原住民(这里我说的是一个广义概念)为政治主体的国家里，现代媒体技术将导致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创造”历史。于是，“我们的历史遗产”也肯定会相应地创造出来。

　　举几个例子，在中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到了大众媒体的讨论范围，更多的“遗产”被相应地创造了出来。有的群体宣称他们是某个民族的一支；也有的民族声称他们是56个民族以外的未被政府认定的民族。总之，不少群体总有各种理由宣称自己的群体很“独特”。这个情况的出现和学者们的猎奇心理是脱不开干系的。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在近些年也产生了一批“文化产品”。比如，有的人在七、八十年代采录了数盘歌谣并制作成了卡带；有的人有足够的“本地号召力”聚集了传统艺人办个了“生态传习馆”。这些产品都具有成为商品利润的价值。导致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无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开展在中国引起的政治-商业震动。在中国官僚体制里，地方性的政府/团体确实可以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实惠。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现象是绝对负面的，只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对社会行政资源的浪费以及对平民百姓带来的伤害。上文提到的两方面的情况都构成了在中国产生“遗产矛盾”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传统文化遗产问题”在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政府、学术界、地方“民意”的三方博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各类NGO的参与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力量(NGO背后的推动力实际上来自一批对文化有兴趣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接受过国际化的教育同时又反感国家的“文化互助”以及学术的“坐而论道”)。在以上提到的这几方力量达成一种关于“文化遗产”的共识之前，必然有一番“你争我抢”的过程。比如，各地争夺“非遗”头衔，从社区开始，到省的政府，必然要花大精力去操办华丽的展演。这个争抢的过程里，对行政资源是种巨大的浪费。在这个过程里，有多少实惠是带给平头百姓的，有多少回报是带给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带给本地社区的心灵上的失落感将是巨大的。

　　没办法，谁叫人是一种那么善于幻想的动物，在满足了物质需求时，创造历史和“文化遗产”便成为了大众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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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魏小石－音乐人类学博客 2009年10月18日，8: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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