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在全面展开，然而，我们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缺失，给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一些地区，田山歌缺少田，灶头画没有了灶，农民画没有农民，手工棉纺没有了棉田等；另外，生活节奏加快，使得一些带有江南水乡细致婉约特色的类别也难以传承下去，如精工细作的顾绣，曲折悠扬的江南丝竹等；有的类别需要的不仅是技艺，还有深厚的绘画功底才能使其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顾绣由于一般绣娘缺乏绘画的功底，使它的保护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如何解开这一瓶颈，成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课题。我以为，只要科学地恢复整合或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就可以破解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基础尚好的，就注意努力使其得以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基础已分散的，就将其整合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已遭破坏的，就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重建。

一

    特定的生态场，是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生态场，即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组合的立体空间。它们的合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的首要条件，也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奏。
    对已进入世界或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行保护？作为人类知识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纯知识技艺的保存和传承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恐怕不能。实际上，人类某一类知识技艺之所以能成杰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纯是知识技术本身。而是特定生态场的合力，而其保护也同样如此。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乌泥泾传统棉纺技艺”就是这样。
    发端于元末明初上海西南松江府乌泥泾的棉纺技艺在中国乃至全球纺织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纺织史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源于乌泥泾的“松江棉纺业中心”自宋末元初以来，直接影响中国600年，间接影响整整800年。1949年，上海棉田，占耕地一半以上。有50万产业工人的上海纺织局，是上海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上海纺织力量为全国之最，精美的产品深受全国人民欢迎，上海的纺织业一直保持城市的重要支柱产业。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产业结构调整，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历史。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中，对开创人黄道婆在棉纺织史上的革命，作了高度评价。
    在明末清初时期，松江一带棉田遍地可见，出现家家有纺车、人人会纺织的情景。据中国纺织大学教授赵文榜研究表明“估计在1869年全国远距离销售的棉布约为 4500万匹，其中松江府的七县一厅有3000万匹，占全国的三分之二。约在十六世纪（明朝中期）此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也成为人民普遍使用的成衣原料，当时不论南北，不论贵贱，都以棉布御寒大约百人中有九十九人用棉布，一人用丝绵。在明末清初并取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称号。
    研究表明中国棉布虽外国的销售和发生的传播起源于16世纪。在16世纪后期，中国棉布运销南洋群岛。十七世纪初中国棉布经由澳门销往南洋的望加锡和交趾支那，以及日本。在日本，上海棉布就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大抵日本所须产自中国……松之布由为彼国所重”。18世纪30年代，在中印贸易中，棉布一直占据首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棉布运销英国还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18世纪50年代以后，西班牙、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欧洲国家也开展运销中国棉布，到19世纪中叶，英国以成为中国棉布的主要买主。据美国学者摩尔斯提供的统计数字透露，英国、美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新西兰、意大利等国，从1786年到1831年由广州进口的棉布共计44622739匹，1819年共进口3359000匹，价值1703486元，创当时进口额之最。美国商船在1804年至1829从广州进口棉布达33081714匹，平均每年进口达120余万匹，大部分运回本国出售，小部分转销欧洲、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尼拉、夏威夷等地。
    但是，从纯知识技艺的传承角度考察，这荣誉似乎不应是今天的上海市，而是海南岛。据史书记载乌泥泾的棉纺技艺开创人黄道婆流落崖州三十余年，于元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里，传播和发展了上海地区的植棉和棉纺织业，改变了元、明两代苏南部分地区生产结构，发展了产业经济。推动了江南和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博得“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然而，这一成果为什么不发生在最初传授黄道婆技艺的现在的海南岛呢？原因在于，光有一定的技艺还不足以构成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远景，而特定的生态场的综合合力才是构成一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定性因素。
    当年黄道婆棉纺织新技术之所以迅速传播的历史条件，大致有四个：一是宋末元初从江南一带引种一年生亚州棉的成功，为黄道婆家乡松江乌泥泾发展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二是江南人口稠密，贸易兴盛既为本地发展家庭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又为货畅其流，形成名驰天下的“松江布”提供了便利，而黄道婆的创新和传播新技术正值上海建县初期，这是又一机遇；三是当时朝廷扶植和倡导，对加速本地植棉业和棉纺织业有着激励作用；四是本地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既有利于植棉又有利于纺纱、刷纱，为纺织高质量的“松江布”提供了有利的本地条件。总之，黄道婆致力于革新棉纺织技术，在当时当地称得上是生逢其时，具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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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