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顺利得以保护和传承，还必须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态场天然的互动交融，师承关系良性传递。进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保护。
    例如：沪剧。作为上海地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剧种，发源于黄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音乐唱腔具有浓郁的江南丝竹韵味，由最早的花鼓戏到当代沪剧，大致经历了两百多年时间。沪剧的发展始终和上海社会，人文，经济变化的生态场紧密相关。从“本滩”，“申曲”到定名沪剧；从茶楼书场，游乐场，到形成大型剧场综合艺术。沪剧从发源之初就形成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征。早期对子戏以说新闻唱新闻的形式，描绘了清末市郊乡镇的世俗风情。进城后又演出了大量的时装剧，被称为“沪剧西装旗袍戏”约有250出，它反映了近代上海的都市生活，适应了市民观众新的审美需求，反过来，上海都市生活的生态场，也孕育了沪剧的滥觞。使它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艺舞台的一颗明星。这一历史的经验，值得今天沪剧乃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习和借鉴。
    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要对民间自发性传承方式的尊重。上海南汇区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能持有的民间艺人进行调查，登记。对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锣鼓书艺术的老艺人，明确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地方政府从优先原则，给这些艺人，以60岁为起点，5岁为一个年龄段，发给有差别的特别补助金，以提高他们的艺能，要求其每年展示技艺，使之得到利用。并要求他们进行技艺的传授，鼓励他们多招收徒弟，传袭于后代。在当地学校的课程中加入传统艺术和技能的内容，使年轻人认识到对其保护是国粹的延伸和弘扬。政府鼓励团体拥有某项技艺，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主要手段，是采用名师的口授相授多种手段，强化这种交流和交融。
    顾绣,乃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之绣艺流派，400年来历经由盛而衰、乃至消亡、重生的变迁，可谓上海民间刺绣史上的奇迹。
    顾绣,又称“画绣”，是顾绣特征最鲜明的体现，由明嘉靖三十八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家族缪氏、韩希孟、顾兰玉三位女性眷族创造、发展和传播，而赋予“画绣”艺术灵魂的，却是松江画派文人画领军人物董其昌。
    董氏，松江人，在绘画、书法、鉴赏、理论等领域皆为当世翘楚，以他与顾家的密切关系和深厚的影响力，使顾绣成为松江画派文人画在针刺艺术上的延伸。顾绣正是以松江画派文人画画理为宗旨，创造出“画绣结合”的绣品，锻造了顾绣在江南无所可及的地位，并对江、浙、湘、蜀刺绣术发生深远的影响。董其昌可谓“画绣”的倡导者和实践指导者。由此，崇祯《松江县志》称：“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做人物，刻划精巧，为他郡所未有。”
    明末顾氏家道中落，成为顾绣脱离士大夫家庭，流入江南民间的转折点。
    但顾绣虽技法外传，却并未真正普及民间。顾绣作为“画绣”，制作耗时长、人员须有书画修养，难获真正普及；又且，“画绣”乃民间绣艺与士大夫文化结合的产物，一旦离开松江画派的土壤，失其精髓而得其技者，大多又由纯观赏性艺术珍品变为日用工艺。随着顾氏后继乏人，顾绣之名虽盛而“画绣”真谛却在上海几近绝迹。清嘉庆《松江府志》（卷四第16页）称顾绣：“……近价值递减，工巧亦渐不如前，更有空绣以丝棉外围如墨描状，著色淡雅近来不尚，价愈微，而作者亦罕矣。”同治《上海县志》（卷八第14页）说得更直率：“今顾氏已无传其制者，外此作者虽间有之，著名者亦罕云。”
    顾绣濒危，假冒者却蜂起雀跃。清《阅世篇》曰：“……后以凡仿效者皆称顾绣，绣品肆亦竟以顾绣相称榜，凡苏属之绣几无不以顾绣名矣”，七襄楼说“更有市间女子摹仿顾氏印记。”徐蔚南（1936年）喟叹：“上海刺绣形成‘求过于供'，小民乃亦习以糊口……至市俗所诧之露香园俯拾即是者，殆后世针工所制耳”。
    然而士大夫阶层中却不乏对顾绣价值的理解和挚爱者。清末明初，南通名人张、苏属顾绣名家沈寿，兴办顾绣学校延续了明代顾绣香火。稍后，松江也出现“松筠女子职校顾绣班”，通过校际师资、教学流动，教育传承成为明代顾绣返传回松江的契机。当时顾绣班中的一位女学生戴明教，半个世纪后成了明代顾绣在松江的传艺人。
    松江复兴顾绣，自上世纪“松筠女子职校顾绣班”迄今已74年。戴明教女士50年代在街道刺绣社从业，70年代随社并入松江工艺品厂顾绣组，直至退休，毕生绣绘“画绣”作品41件，培养顾绣传人达20名，超过历史增长比例。
    顾绣在松江400余年，跌宕起伏，师徒传承脉络清晰。“画绣”精髓今已名动天下，绣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绣工还应邀出访国外文化交流。松江已成为顾绣新的生产中心和传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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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