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悲剧既受囿于创作主体自身深处民俗心理的控制，又要合乎接受主体的民俗心理与情感逻辑，而这民俗心理就是国人长期积淀的圆崇拜（日、月、女阴、天和天道圆崇拜，循环发展观），乐天、中庸、仁义思想，主生与养生观，现世报、三世轮回报应观、命运信仰等，这些民俗心理是指导民众创作与接受中国式悲剧的准则。

      关键词：民俗心理；团圆；宿命

      学者对于中国式悲剧不彻底性（团圆结局和宿命悲剧）的批判，历来多着眼于国民劣根性、说谎的文学、虚假意识形态等方面，而没有从微观的日常民俗生活、民俗心理的视野来考察，中国式悲剧既受囿于创作主体自身深处民俗心理的控制，又要合乎接受主体的民俗心理与情感逻辑，而这民俗心理就是国人有史以来在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原始宗教与信仰、古代哲学、佛教思想、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影响下长期积淀的圆崇拜（日、月、女阴、天和天道圆崇拜，循环发展观），乐天、中庸、仁义思想，主生与养生观，现世报、三世轮回报应观、命运信仰等等，这些信仰与道德深入芸芸众生和善男信女的心灵，对他们民俗心理的形成所起作用之大、影响之深，难以尽说，成为指导其创作与接受中国式悲剧的准则。

      一、中国式悲剧是民俗心理的需要与体现

      民俗心理是以信仰和道德为核心的习俗在人们心理意识上的反映，是年复一年的情感积累和心理沉淀，尤其是宗教意识对民俗心理的形成作用巨大，“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P1) 积淀于民众心底里、构成民众特定民俗心理的一些无形心意民俗，积习成势，比外界其他种种因素更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创作文艺的态度，普列汉诺夫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由它的心理所决定”，民俗心理是支配文艺创作主体的潜在的巨大合力（“民俗之‘民’可以指任何群体任何人……专家、专业人员……巨商富贾、高官显贵、大贤大哲都是‘民’，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民俗毕竟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2](P11) 事实上古代的戏曲小说多取材民间，“中国古典悲剧不是书斋或案头文学，而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小说发展来的，因此具有强烈的民间文艺色彩”，[3](P11) 所以不独是创作民间传说的广大劳动人民还有个体戏剧、小说作家，都是民俗心理的承载者）。“文艺创作中艺术思维索然如潮水般涌动，但思维的民俗心理结构，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规范着它的流向”，[4](P272) 正是国人特定的民俗心理潜移默化地规范、影响、制约着中国式悲剧不同创作主体的思维航向。

      悲剧总是致力于表现正义之失败和善良的被毁灭，“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P41) 以唤起民众反抗、改造与重建社会的激情，而中国式悲剧却往往是一方面趋向于悲后有喜、圆满意识强烈，“我国悲剧讲究‘有团圆之趣’，在悲剧主人公遭到不幸之后，往往给予一线光明，或以团圆结局……这几乎已经成了我国传统悲剧的普遍现象”；[6]（P44）如孟姜女的哭倒长城，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赵氏孤儿》的手刃仇人，《汉宫秋》的团圆梦境，《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琵琶记》的玉烛调和，《倩女离魂》和《牡丹亭》的死而复生团圆，《孔雀东南飞》的合葬化鸟，《鸣凤记》的献首祭告等等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又常常以前世夙因或孽债的因果、轮回观念把今生的苦难解释为命中注定，“定命不可逃……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7](P43)《说岳全传》认为岳飞前世为大鹏鸟，一嗔啄死女士蝠，啄瞎蛟精的左眼，蛟精和女士蝠投胎为秦桧夫妇，“万事皆由天数定，一生都是命安排”，[8](P7) 所以秦桧“连用十二道金牌，将岳爷召回，在风波亭上谋害，以报此仇”；[8](P9)《红楼梦》里罕闻的“木石前盟”是宝黛爱情的前世姻缘，主宰着《红楼梦》故事发展的基本轮廓，宝玉前世为赤瑕宫里的神瑛侍者，对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所以当神瑛凡心偶炽决意下世为人时，绛珠也要跟着他去，用自己一生的眼泪偿还他的甘露之惠，绛珠还泪是林黛玉一生悲苦命运的预兆；《娇红记》说王娇娘和申纯“二人原系瑶池上金童玉女,则为一念思凡,谪罚下界，历尽人间相思之苦”。[9](P416) 中国悲剧的这两种情况无疑使得人们对邪恶、不义与神秘等恶势力的痛恨、憎恶和厌弃度大大降低，“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7](P43) 不能唤起世人彻底的觉悟和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大悲之后的宣泄与安慰，缓解了民众的悲愤之情，无法引起世人对悲剧成因的深层反思，弱化了悲剧的冲击力，所以说中国式悲剧是不彻底的。而这不彻底却正合乎着国人的民俗心理，是中国人独有民俗心理的需要与体现。

      中国式悲剧不仅是创作主体与作品构成的历史，而且是接受主体（听众、观众和读者）构成的历史。从另一意义说，中国式悲剧是听众、观众和读者的悲剧作品。民众的心理需求刺激了悲剧作品的创作兴趣，民众的审美需要召唤着中国式悲剧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以民间传说、古典戏曲和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式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接受主体的倾听、观看、阅读的愿望来作它的市场支撑，又要靠接受主体的好恶来决定它的审美选择，因而尊重民俗心理是创作的基础。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依照习惯，稍稍偏离民俗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10](P45)“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况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11](P39) 一位编剧说他曾编过一部好人遭殃、坏人得势的戏，结果观众看完愤愤不平，有的围住剧团叫骂，剧团不得已，强迫我改成好人胜利，于是观众不再议论了，看完戏回家安稳地睡觉去了。作品只有尊重接受主体的民俗心理，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创作主体才能创作出经典不朽的作品来。象梁祝化蝶双飞、《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说岳全传》的父死子荣等等得以经久不衰，缘于它符合着大众的民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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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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