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夷秩序下的族群异类

　　(一)被扭曲的族群特征

　　独特的历史变迁和生态环境形塑了畲族独特的文化形貌与文化结构，但是在封建的大汉族主义文化氛围中，畲族的族群特征因与主流文化--汉文化的格格不入而长期被视为异类，畲族较之汉族的异质性文化特征是封建汉族文人关注的重点，也是时人为之侧目的主因。嘉庆年间丽水教谕屠本仁在《畲客三十韵》中，以诗歌浓缩的形式表达了浙南山区畲民因刀耕火种、妇女赤脚卖柴等生产、生活方式、服饰特征与汉人迥异而被视为“异类”并遭受汉人歧视的情景：“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畲刀耕举，烧畲火种墌。……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笞辱等人奴，谋食不遑惜;…… 三五女负薪，鬻市两脚赤。筠筒绿拥髻，布幅青搭额;州人辄鄙之，相视笑哑哑。”[21]

　　明清时期的正史对处于华夏边缘的畲民，基本上不屑一顾。而有关方志、文集、笔记小说等对畲族的描述大多是从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尤其是语言、服饰等文化特征与汉人迥异的视角加以阐发的。即算对畲民态度尚比较客观的文人范绍质，在其《瑶民纪略》中也将畲民形容为：“黎面青睛，长身猿臂，声哑哑如鸟，人呼其名曰畲客”。[22]他将畲民体质特征类比为猿猴之类，将畲民语言附比为鸟语般的鴃舌之音，无疑他亦如时人一样将畲民及其他非汉族群视为蛮夷之帮、化外之民，打上了一点四方汉民族华夏中心主义的烙印。

　　(二)盘瓠传说的污名化解读与族群歧视

　　畲族这种华夷秩序下的异类特征首先因大汉族主义者对盘瓠传说的污名化解读而被放大。自范晔《后汉书•蛮夷传》记载了“盘瓠传说”故事以来，历代封建汉族文人既有认为其荒诞不经而加以驳斥的，更有对其进行污名化解读的。一些大汉族主义者，将畲族盘瓠图腾传说等同于现实，再嫁接汉文化中“犬”的污名化内涵，视畲民为“犬种”、为华夏边缘的异类。这种族群歧视体现在诸如族群认同、话语霸权、通婚、经济、教育等方面。例如在浙南：“畲民不知其种类云。……土著者贱之，斥为盘瓠遗种”“括人故嗤鄙之，不与通婚姻，辄目为盘瓠遗种。”[23]遂昌畲民“力田佣工，不敢与本地人抗礼。”[24]尤其是当畲民试图获取与汉人平等的科举资格时，更是被汉人攻击为“盘瓠遗种”或“犬养”、“贱民”等。

　　封建的大汉族主义者这种对盘瓠传说的污名化解读又延伸到对族群称谓上的污名化以及对整个族群的歧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以下是50年代及8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的畲族调查所保留的有关解放前民族歧视的口传史料。

　　浙江景宁东弄村畲民过去被汉人侮称为“畲客儿”、“畲客婆”、“畲客牯”“畲客骨”、“小姓人”等。[25]P3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区流传着这样的歧视性民谚：“无人找马，无马找找畲主”;“畲客婆，越做越无;畲客牯，越做越苦”。[26]P70广东“凤凰山区的汉族统治者经常辱骂畲民为‘熰畲客’(熰是腐烂的意思)‘畲客仔’、‘狗头王派’;莲花山区的畲民被当地汉族统治者讥笑为‘死畲’、‘畲婆’、‘死畲仔’、‘狗头王子孙’;罗浮山区增城博罗‘瑶人’经常被汉人地主骂为‘死人山瑶仔’、‘死山瑶婆’。饶平石鼓坪附近的汉人用歌谣来讽刺畲民：‘石鼓坪，熰畲客，藤断石叠’。汉人地主把自己比作石，把畲民比作藤，藤易断而石将会叠起来，固如磐石。又讥笑畲民生活穷困：‘石鼓坪，畲客仔，无戏棚，用凳仔;无布棚，用裙仔;无的嘟(乐器，类似喇叭)，用杓仔。海丰红萝村畲民解放前被汉族统治者辱骂为‘畲仔畲叮当，畲婆嫁和尚”。[27]P38

　　至于福建宁德：“解放前，在大汉族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压迫歧视下，畲族被汉人侮称为‘老畲客’、‘臭畲仔’、‘畲母’、‘畲婆’、‘蛇人’、‘死畲人’ ……畲族人民受着统治阶级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没有政治地位;不但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还受着严重的压迫。具体表现在‘八怕’和、 ‘四无’上：‘八怕’就是怕土匪、怕官兵、怕抽丁、怕盗窃、怕派款、怕拉夫、怕逼租、怕辱骂;‘四五’就是无土地、无势力、无钱财、无依靠。……在南山还流行着‘六卖’的俗语，即卖孩子、卖老婆、卖土地、卖青苗、卖房子、卖壮丁……解放前畲族人民被辱骂做‘畲姆’、‘畲婆’是最普通的，要是畲族妇女路经汉区或是到镇上去，便会沿途受到辱骂和嘲笑，尤其是在汉族奸商那里买东西，便更要受到欺侮和敲诈，因畲族不认字便开假收据多要钱等是常有的事。”[28]P92-96福建福安甘棠乡过去汉族称畲族为“臭畲客”、“臭畲姆”，畲族则反称汉族为“华老死”、“华老佬”等。[29]P1431957年宁德一位第一次看戏的老人回忆说：“我们村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看过戏，我们后代都不知道什么叫戏，过去进城卖了柴很想看一下街头上的马戏，可是解放前畲族哪里敢在城里看戏呀!现在当然不同了……”。[30]P227

　　而江西畲族解放前被大汉族主义者侮称为“野人头”、“野人婆”、“野人仔”等。[31]p196安徽宁国云梯乡畲族过去被侮称为“下客佬”，“狗祖宗的后代”，有的还蔑称畲族妇女为“大脚婆”，戏称“大脚婆下田，无米过年”等等。[32]p243

　　以上口传史料充分透视出畲族在大汉族主义氛围中、在封建的华夷秩序下所处的边缘化地位。随着建国后新政权的建立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不仅民族歧视一去不返，而且畲族各方面的权益受到实质性的保护与关注。然而历史上族群歧视导致的历史阴影和族群封闭心里，往往在新的时空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具体表现为：在通婚圈上仍以本民族内部人情礼物流动圈为主、对主流文化和新事物呈矛盾心态：既歆羡又排拒、尤其在民族经济互动中尚缺乏主动性和足够的自信心。

三.文化教育资源的边缘人

　　自隋唐到明清日臻完善的科举制度，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储备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中国大多数汉族村落历来重耕读，以期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之梦。但是畲族如同其他处于华夏边缘的少数族群一样，由于政治歧视、经济薄弱以及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长期成为封建文化教育资源的边缘人。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聚落分散，彼此交通往来极为不便，因此在畲区缺乏系统和完整的教育机构，畲民识字者极少，长期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山歌，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轻易不敢奢望跻身于科举之路。

　　然而时至清代后期，闽东、浙南等地畲族人口集中的区域，随着畲汉互动的加深，经济、文化较之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遐迩闻名、能言善唱的民间诗人。因此为数极少的畲族文化人萌发出应试科举的愿望。但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注定畲民的科举之路命运多舛。正如吴楚椿在《畲民考》中所载：“顺治间，迁琼海之民于浙，名畲民。而处郡十县尤多，在青田者分钟、雷、蓝、盆，娄五姓，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我国家休养生息，人文蔚起，畲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盘瓠遗种……’。”[33]

　　又据《重纂福建通志》[34]所载：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福鼎县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考秀才，县书王万年串通生监，污指畲民为“犬养”和“贱民”，将钟赶出考场。此事激起闽东、浙南畲族的公愤，在族众的资助下，钟良弼从县至省反复程控，最终由福建巡抚李殿图审理，才获胜诉并考中第20名秀才。此事令畲民欢欣鼓舞并编成脍炙人口的长编山歌《钟良弼》，传唱于闽浙山区。畲民们对此山歌百唱不烦、百听不厌,体现了他们对封建大汉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渴望分享文化教育资源的诉求。在钟良弼事件的鼓舞下，嘉庆八年浙江青田畲民钟正芳代表畲民呈文浙江省府，要求科举应试，得到巡抚阮文达的同情，阮会同浙江学使文宁上奏清廷，畲民获准参加科举。[35]p222然而畲民科举之路仍然漫长曲折，附加条件极为严苛。“其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诸生禀于学使宝应朱文定公云：‘照例身家不清白者，不准于考’。泰顺畲民皆作舆台为人役，身家未为清白，奉批不准与考。丽邑畲民亦有与之相类者，当分别观之也”。[36]然而绝大多数的畲民挣扎于社会底层，从事的大都是所谓“身家不清白”之类的职业，因而被排除在科举之外。渴望分享文化资源的畲民,在不平等的科举竞争体制下,只能隐没自己的族群姓氏特征:“嘉庆年间有出应童子试者，畏葸特甚，惧为汉人所攻，遽冒何姓。”[37]

　　历史进入清末民初时，久经定居的畲民，在与汉文化的长期互动中，对畲族文化教育日益重视。浙南和闽东等地的畲族山区也陆续开办过一些私塾或正规小学。然而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广大农村经济凋敝，畲村较之汉村更有甚之，畲村办学只能时断时续，加之畲民普遍经济拮据，无力供养子女上学，因此畲民受教育机会极少。据浙江《松阳县志》记载，1925年，松阳县畲族人口3048人，读过初、高小的仅16人，占总人口的0.52%。畲族这种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文化教育资源的边缘化地位，正如畲歌所倾诉的“踏遍青山无学堂，村村不见读书郎”。[38]P223

　　畲族这一教育贫困现象一直延续至解放前夕。50年代初，国家民族调查对此做了客观的历史记录。例如，景宁东弄畲村条件相对较好，但当时该村“高小毕业的只有1个人，为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全村15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19人，高小程度6人，约占3%，初小程度的85人，约占38%，文盲128人，约占59%。所谓初小程度者，包括进村小读过一年半载的人在内，大部分仅能写自己的姓名而已，妇女全都是文盲，他们的文化程度是非常低的。”[39]P19 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民“解放前很少有入学的机会，本村只有4人(其中1人是地主子弟)念过2-4年私塾，其他全部是文盲。反动政府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民族歧视，畲族子弟入学比同年纪的汉族学生学费要多缴1/3，否则就不收。他们在学校里，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并受到同学的欺负。有的少数民族子弟到小学念书，就要瞒名改姓，例如蓝长行(莒溪人)在敖江中学读书时，改姓为曾。在畲族中流行着两句话：‘找人无人，要告无钱’，意思是说本民族没有文化，要告状，写状纸都找不到人。”[40]P69

　　广东潮安县、博罗县某些畲村虽时断时续办过私塾小学，但由于上学负担重，该地“只有少数比较富裕家庭的孩子才送去上一、二年学，绝大部分的贫苦子弟没有办法上学。……畲民地区识字的人很少，文盲一般占总人口95%以上。潮安的黄竹洋，海丰的红罗村，惠阳的南阳、角峰、磜下，博罗的长坑，增城的下水等地，解放前都没有办过私塾，也没有一个人到外地去上学，故这些地区至解放时全村没有一个人识字。”[42]P40

　　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解放前“从来没有过一座小学……绝大部分青年是文盲。” [42](p132)福建福鼎县浮柳片畲区1000多人，而正式上过学校的仅有1人。[43]P178安徽宁国畲族 “解放前，经济困难，自己办学没条件。云梯街上汉族地主办有一所小学，畲族孩子受歧视，下山路又远，一般不能上学。据蓝开友说，解放前较富裕的畲家孩子也只能上几个月或一个学期，没有一个高小毕业生，能记帐的就算是文化最高的了”。[44]P247 江西铅山县太源、贵溪县樟坪畲区 “解放前，畲族劳动群众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太源，除一个富农的儿子是高小毕业生外，竟没有一个在学儿童”。[45]P252

　　历史上长期的文化教育资源的边缘化地位，制约着畲民整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也窒碍着畲族社会网络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累积，强化了畲汉之间互动的非对称性，加剧了畲族经济和政治上的劣势。解放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畲族这一边缘化现象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然而由于受居住环境、交通、经济基础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有限的国家教育资源配置下，畲族与当地汉族相比，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文化教育上的落差。今天畲区经济的滞后性，不能说与这种民族间教育的落差没有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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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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