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时也称之为“抢救”，那是带着朦胧的目标去的。

　　施爱东的文章中说：“在兄弟学科，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田野作业的意义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引用美国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中的话说，过去野外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尽研究者的能力和知识充分地完整地去描述某种特定的文化，“今天，越来越多的野外考察研究的是定向的问题”。以此为据，施先生认为我国把研究者推向田野的理由不再是文化描述的需要，而是“为了验证特定的假设，这样就可以继续增强、削弱或者修改理论的框架”（引用同上）。这便是检验一定的设想，检验一种或多种“假设”，而且要事先确定方案，制定方法才走出去。这是西方人类学家们已有的做法。

　　耿村普查的开始，便是有一个“故事村”的假设。但是，并不是为了这个假设而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长期的挖掘。1988年4月的会议和1991年5月耿村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已经使耿村名播海外，被公认为是“中国故事第一村”，是“世界第一”，虽然有一个伍家沟，也完全无法与耿村这一大批人相比。特别是1989年6月的那场风波后，贾芝、乌丙安等去匈牙利出席第九届国际口承文学协会年会，外国人都对他们侧目而视。但当贾芝把耿村已经出版的三大本献给年会主席，特别是放了耿村录像之后，局面就大变了，各国专家学者对耿村现象交口称赞，纷纷邀请中国代表团吃饭。

　　假设和目标对于普查者、搜集者来说是必要的，有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也不完全如此。有些信息提供是不够真实的。所以搜集者四处走走，抱着随遇而得、有所发现的态度下去可能造成一个惊喜。

　　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全国性广泛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首先适合于中国国情。人们喜欢搞运动，掀高潮，凑热闹，我们就在运动中去寻找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很经济的方法。欧美有欧美的国情，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是样板。正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大有不同一样，我们要吸收他们的，但仍然要大胆地走自己的路，获得比他们更多更好的资料，也要进行比他们还要深刻的研究。

　　另一方面看，因为中国相当多的民研工作者得益于书本而失之于村社实际。在理论成果上也缺乏有广度和深度的“宏大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宏观把握。有了丰富文本资料和宽广的理论视野的研究者，才有能力深入有效地进行一两种理论假设的检验和独到阐发，给自己的“理论框架以血肉”（自美国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假设——实践——修改假设”，的确是许多理论成熟的机制。但间接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基础上的假设的根须仍是前人“具体实践”的运用。这证明从实践到理论可能是几个人的事，或者几代人的事，众人的事，不一定都是个人的事。搜集家就是搜集家，不一定是研究家。搜集家当然也可以成为研究家，但研究家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田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他的悟性则容易成功。据我的了解，中国民研大家中，还没有一个是完全呆在书斋中、从未和研究对象接触过的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田野作业正在与理论研究“互动中”。这是合乎规律的，既不是研究上升、田野下降，也不是田野尊贵，研究降格。它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前一后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很佩服施先生说，之所以有些搜集者不能进行研究，那像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引用得非常恰当。大批搜集者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放不开自己的观念视野，他们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不可能发展成为研究家。但是搜集家也是社会需要的，学术研究需要的，就像社会需要医师，也需要护理师一样，都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善于和平民百姓打交道，少一点书生气，这恐怕是研究者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耿村人说“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样朴素的谚语谁不知道？可又好像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思维有点问题。回忆1991、1992和1993年连续与日本野村纯一、福田晃诸位学者一起活动中，他们都强调了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强调了民间文艺研究重在发现，最好是亲自发现；多次向钟老、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等先生的请教中，记忆很深的观点之一便是要有第一手材料，从学院出来的要补田野调查的课。他们的观念，在我心目中已经扎了根。我也感到，有所发现，也往往是苦苦寻求，却偶然得之，或一无所获，或所得非所想，这些情况都很正常，都不属于什么反常。主观与客观不可能完全一致，完全一致就成了神仙，就不是人间的现象和规律了。纵是神仙，也有失算的时候。

　　也要破除民间文学工作的研究就是一切的观念。搜集和研究都是社会的需要、学术的需要，也是搜集者、研究者们自身的需要。搜集了作品，拿出去发表是件好事；交给专家学者去研究也是好事。前者直接奉献于广大群众，后者奉献于研究家们。如果研究家们再用理论指导搜集和阅读，这便是良性循环。不管中国外国的什么理论、理由，我认定搜集与研究二者不可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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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