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话语

       （一）现代知识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化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的生成是一个由“生活世界”向“现代知识型”转变的过程。非遗正经历着由文化持有者的一元表述向着文化他者的多元表述敞开，以及由传统表述向现代表述的转换，并在学者的助力下，寻求着保护、传承、创新的“经典化”路径。

       “知识型”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概念，它从话语实践的角度表明了知识生产的规则与关联性整体。按照现代学科范式，非遗规定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可理性描述和可整理的，需要通过“常规范式”中的先行理论的检验，才能进入知识场域。由此，造成了被身体经验着的生活世界与被理论解释过的世界，在知识型上的不可通约。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必然要完成将“传统表述转换成现代表述”的过程。然而，转换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重矛盾与困难。一是传统表述在遭遇变化的时空语境和现代生活方式时，不再具有有效性；二是学者作为“文化他者”在记录和阐释非遗时的局限性也构成了表述的危机；三是外来主体的介入，带来了多重表述对于传统单一表述的干扰；四是新兴的传播媒介和高科技等现代表述手段，刷新和超越了传统表述的有限性，但也存在深度不足等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化”的问题正是在传统表述向现代表述转换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官方权威和精英阶层合力作用下，通过对民间文化价值等级的评定，重新确立和规范国家文化秩序的过程。“经典化”即经典的形成过程，包括“由谁认定经典、什么被认定为经典、以怎样的标准来认定经典”等关键环节。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重估”的产物。社会急剧转型带来传统世界观、价值观断裂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新理念和新话语进入中国，对原本生活世界中丰富的、边缘的民间文化进行了价值筛选和价值提升，地方性价值只有上升为全人类共有的普世性价值才能成为“非遗”。对“非遗”的价值判断，包含了定性评估、量化评估、等级评估等多重指标［30］36-47，由此在民间文化本身具有的“元价值”和人为的“非遗”价值认定之间，出现了现代知识型条分缕析的经典化过程。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的形成，离不开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运作，经典化的过程也即等级化和标准化的过程。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给予其法律上的保障；通过“非遗保护体系”的建构给予其制度上的保障；通过学科建制的方式保障民俗学、非遗学等学科在国家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合法地位；通过媒体对非遗进行正面宣传和报道，制造舆论，扩大影响；通过对外交流和文化展演活动，让非遗“走出去”，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文化形象。这些外围力量都为非遗的经典化开辟了顺畅的通道。其中，“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评选过程更是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化的过程，必然包含了其反面的“去经典化”，或者也可称为“大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经典”之外存在着大量的“非经典”，是滋养“经典”的土壤，它们共同构成曾经未被价值区分的民间文化整体。事实上，“经典化”反映了一种精英思维。精英文化的经典是有其作者的，是个人化的作品；而非遗经典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则来自普通民众群体，“即使被经典化，仍然在民众生活中传承和接受”。史诗领域中著名的“荷马问题”（关于荷马史诗的作者身份问题）即提供了如何看待区别于精英文化的非遗经典化的案例。

       在大众文化盛行、科学技术发展、媒介变迁的当代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语境也不断发生改变，其经典化也面临着更多挑战。一些关注消费文化、都市文化、青年亚文化的民俗学者，试图在动画片、影视剧、电子游戏、网络段子等新媒介形式中去发现“非遗”经典如何借助于大众文化的市场行为强化自身的狂欢性活力，获得传统再造的策略与途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与精英文化的经典类同，非遗的经典也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再解读、再阐释、再建构的过程。

       （二）学科整合与反思性视野下的实践回归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概念的提出被证明是一种推陈出新，并形成了一个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新领域。一方面，非遗带来的契机使民俗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案头研究走向田野调查，呼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增强应用研究的发展。然而，不可避免地也使其在新形势下面临着学术反思与学科定位的问题，以应对新的危机和挑战。另一方面，依托国际遗产体系的完备架构，呼应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将“遗产学”的学科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围绕“非遗”的学科整合既是一个谋求学科话语权的博弈过程，也是知识生产介入社会实践的过程。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遗”运动中，民间文化“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命运紧密纠葛。一些学者不由得担忧学术与时政的摆位以及“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行性，这也促动学科在一种反思性的视野下重新思考知识实践的问题。不少学者趁此大好形势，将盛行于美国的“公共民俗学”的学科概念引介到中国，希望作为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借鉴。然而，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难免遭遇到非遗保护实践中的尴尬。例如：存在着工作分类与学术分类在种属上的混乱，以及价值判断上非遗保护的国家政策性评价体系与民俗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等矛盾。还有学者针对学界在非遗运动中，热衷于经世致用的名利驱动行为、过多干涉公众生活的越界行为，以及无心于常规研究的学术损害行为，忧心作为“运动”的非遗保护热潮很快就会过去，那时，民俗学又将何去何从？对此，学者周星认为，目前中国的学术尚不具备独立性，容易被政治所裹挟，所以，“公共民俗学”不适宜另立门户，反而是在民俗学专业性的延长线上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既然如此，就需要挖掘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品性，呼唤“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然而，这一实践回归首先要立足于学科反思性视野的观照下才具有建设性。布尔迪厄认为，关于所有人类实践——包括知识实践——的总体性科学只有通过一种对科学实践本身的反思性回归才能获得。要想把知识的实践从专业意识形态转化为科学，唯一的途径是反思性地研究我们把社会世界对象化的努力本身。

       “非遗时代”的民俗学实践既包括民众的生活实践，也包括学者的知识实践。前述中国式“公共民俗学”的做法、学者面对非遗运动的裹挟保持清醒的学科本体意识，以及学者对于自身与各方力量共处民间文化场域中的接合与博弈的反思，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等，都属于学者知识实践的自觉。鉴于当下非遗申报和保护中，存在着基层社区文化主体和传承人的“缺席”和“失语”现象，所以更紧要的是对民众生活实践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学者作为他者的眼光与知识实践的介入，并自觉地担负起“呈现民众生活和表达普通人心声，发现民众和普通人的主体意愿和实践智慧的义务”。

       结 语

       通过对非遗行政话语、产业话语、知识话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学界各方力量在介入民间文化场域的过程中，是如何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各取所需，展开话语的接合与博弈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民间文化本位的角度反思“非遗”运动中的遗产化、资本化、经典化等问题与弊端，赋予民众主体充分的话语权，助推遗产话语实践的多样化、民主化的实现。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本文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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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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