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歌的另一支是“花儿”。“花儿”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回、汉、土、撒拉、保安、东乡、裕固(部分)、藏(部分)八个民族中，是一种不同的民族共同拥有、都用汉语演唱的民歌。在形式上，与上面所说的晋西北的山曲、陕北的顺天游、河套地区的爬山调，可谓异曲同工。“花儿”起源于何时，其说不一，20世纪60年代曾有过一场热烈的争论。有学者说，“花儿”滥觞于盛唐。[2] 有学者认为，“花儿”至迟出现在宋末。[3] 多数学者则认为“花儿”初现于明代。论争并没有结论，姑且以明代说为准，那么，“花儿”在西北地区也已有600百年的流传历史了。论者说“花儿”是西北的天籁，是爱情的心曲。不错，西部诸族一代代人就生活在“花儿”的歌声中从青年到老年，他们在种种不公的社会生活中熬煎，但他们却在歌声中得到了短暂的胜利、找到了爱情的愉悦、获得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慰藉。但，统观“花儿”的内容和题材，又远非只是人类童年的天籁、爱情的心曲，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它们的字里行间和悠长跳跃的旋律中，强烈地震响着历史的声音。

　　繁衍于斯、创业于斯的中华祖先，走过了多少苦难和艰辛的路程!部落联盟时期的兼并与战乱，封建王朝时期的民族统治与压迫，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与暴虐，日本军国主义的屠杀与抵抗，天灾人祸，民族迁徙，种族灭绝，人口流动，……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能使传之既久的西北民歌断流，它总是以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和盛行于民间，与多灾多难、自强不息的西北各族民众相随相伴，并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吸收、融会、更新的一个范例。总之，无论是晋西北的山曲、陕北的顺天游、河套的爬山歌，还是西部四省八族所共有的“花儿”，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条主根脉，既是中国历史、民族命运、地区沧桑的见证，又是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西部人文资源为国情研究提供根据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歌谣一向被称做“风谣”或“风”。所以把歌谣说成是“风”，是因为歌谣总是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和变迁，能动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面貌，对世事和世相及时作出来自社会底层的评判——太平或乱世，前进或倒退，和平或黩武，得道或失道……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者高尔基也说过：“从远古时代起，民间文学就是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的。”[4] 总之，歌谣是民心的反映，而民心其实就是民众群体的意志，它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向来不受统治阶层的主观意志的左右，不受主流舆论导向的影响。所以，歌谣也就受到历来的统治者的重视，也就有历代都实行的“采诗”制度，由专人采集民间流传的歌谣以供上层统治集团参阅，了解民心的背向，及时修改和调适自己的政策政令，保全当朝政权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情研究。在媒体不发达，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采诗制度的建立，其实是国情研究和治国安邦的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只要统治者不是先入为主，从采得的歌谣中，可以听得到来自老百姓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即使在今天，歌谣的传统仍在被民众每日每时地延续着，当下社会所产生的歌谣，特别是那些针砭社会不正之风的歌谣，也像风一样在民间飘荡传递，一方面表达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见，一方面也为了稀释他们积蓄于心的愤懑的情怀。搜集这类歌谣，不也是我们研究社会研究国情的一端吗?

　　我们通常说西部是欠发达地区，这只是就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均占有的财富的数量而言，而从人文资源上来说，西部又是一座“富矿”，甚至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国学”宝库。换一个角度说，由于社会发展较沿海地区缓慢滞后，商品经济对西部的许多农村、牧区的渗透和冲击，还相对较为薄弱，而传统的农耕方式或游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给予老百姓的影响还相对牢固，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口头传统”在这些地区和民族中还相对丰富而完整。许多在沿海地区或其他文化圈已经消失了的民间文化事象，如某些神话、传说，在西部某些地方，则可能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李泽厚根据神话中所记载的图腾信仰的不同，而把史前的华夏分为东西两大集团(系统)：一个是以龙为图腾的西部集团(系统)，即炎黄部落联盟所崇信;一个是以凤为图腾的东部集团(系统)，即东夷部落联盟所崇信。“以‘龙’、‘凤’为主要图腾标记的东西两大部落联盟经历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战争、掠夺和屠杀，而逐渐融合统一。所谓‘人面鸟身，践两赤蛇’(《山海经》中多见)，所谓‘庖羲氏，凤姓也’，可能即反映着这种斗争和融合?从各种历史文献、地下器物和后人研究成果来看，这种斗争融合大概是以西(炎黄集团)胜东(夷人集团)而告结束。”[5] 尽管这种观点只是一说，但我们看到，至少在地方传说上，龙图腾信仰的势力，越来越比凤图腾信仰强大，也就是说，西部集团所保存的龙图腾信仰的神话传说，其势头仍然很强盛。神话中的人祖之神伏羲、女娲，如果剥去后世逐渐加诸于他们身上的面纱，他们便都是蛇身人面，而蛇正是龙的先声。这样的形象，不仅见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人首蛇身壶盖上，而且还出现于如今还在民间流传的活态神话传说中。也有学者把中国古代神话分为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大系统。如按照这种学说的路子观察和分析，昆仑神话系统中的一些神话，如西王母的神话，女娲的神话，至今在西部还没有失去流传的活力。

　　至于信仰和礼俗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近几年民俗学者调查报告的天水的祈雨仪式[6]、陇东的祭虫仪式[7]，这方面的文化遗存，都对今天的国情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除了上述国情研究的立场之外，对于歌谣，至少还有两种学术的立场：一种是诗(文学)的立场，采集和研究歌谣，以作发展新诗(文学)的参考和养料;一种是民俗的立场，采集和研究歌谣(扩而大之，及于一般的民俗)，以作改善社会、改良风俗、治理国家的参考，同时建立学术研究的体系。在今天，鉴于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随着从漫长的农耕文化下的生活方式向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即消费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转型，作为民族的“文化记忆”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歌在内，正面临着急剧衰退乃至泯灭的趋势，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一旦被遗忘，乃是一个民族的最大的悲哀，于是，我们今天正在启动的民间文化保护事业，其意义就远远超出了改善民风民俗、改善国家的治理、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民族的新诗，以及建立民俗学的学科体系等方面，而在于最大限度地留住和珍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保持和继承我们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和继承、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和保证。“强调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召开的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一个重要思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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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