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摇篮之一的黄河流域，“西部”曾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非常地位，在未来的全球化时代，“西部”在中华民族之命运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在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西部”除了能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保证外，另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就是历史悠久、积淀丰厚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文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悠久而丰厚的人文资源得到保护，是使中华民族以其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屹立于世界之林并永葆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在一代中国青少年中加深和培育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

　　未来的全球化时代，我想，应是经济的国际化和文化的多样化并存，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实现了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而取消了文化的多样化的全球化，那将是一个不堪设想的、畸形的世界。世界上各个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性，从而使世界文化处于多样化的纷繁多样状态，那才是人类最适宜于生存的世界。崛起于东方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断流的古文明，对世界文化发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炎黄子孙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而感到骄傲。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西部，又是中华古文明最重要的摇篮之一，远古的渔猎、游牧文化，特别是漫长而发达的农耕文化，培育出的多样而灿烂的西部人文——非物质文化，以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适应和改造环境的大智大慧和淳厚知礼的民风民俗，浸润着一代代西部人，但这些在当代被当作“遗产”、实则还不同程度地“活”在人们记忆中和口头上、堪称中国之“国学”宝库的非物质文化，虽然得到过某些学者和文化人的多次调查采录，给后来者留下了不同年代记录下来的珍贵资料和信息，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全面的重视和系统的采集、整理和研究，以发挥其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如果单一地强调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有几千年传统的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不是凭空制造某些所谓新的文化，或对中华本土文化及其精神丧失了自信，而让西方通俗文化任其横流，那么，其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

　　民族历史的见证 民族精神的体现

　　民歌是流传最为普遍而又最直接见证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一种民间文艺体裁。在西部(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汉族居住地区，加上山西的西北部、内蒙古的西南部，相当普遍地流传着一种上下两句式、以七字句(变体伸缩延长有九字句、十一字句、或三三八字句加衬词者)为基本样式的汉族民歌，学界通常把它们统称为西北民歌。

　　西北民歌，更具体地说，主要分布在晋西北、陕北、宁夏中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农业区。这是一个以黄河流域中游为中心的狭长的“文化圈”，我姑且把它称为“西部文化圈”，这里民歌的种类繁多，音乐的形式纷呈，但却有着共同的因子，把这个狭长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共同的文化因子是什么呢?论者尝曰：西北民歌是中国民歌之魂。所谓“中国民歌之魂”，不仅是因为这一地区所处的黄河流域中段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地，我想，更主要指的是西北民歌所表达的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所表现的激越豪放的风格。当然，说西北民歌是中国民歌之魂，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和其他民族的民歌，就不是中国民歌之魂、没有表达民族精神。

　　在西北民歌中，晋西北民歌、陕北民歌是重要的一支。晋西北的河曲(包括保德)地处黄河拐弯处，这里所流传的民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以十分明显的特色著称于世。历史上，这一带的民众，自明末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榨，由于土地集中和连年灾荒，无以为生者甚众，民不聊生的境遇，使他们不得不抛家别舍纷纷“走西口”(“西口”泛指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包头、大青山、后套等地)，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谋生，有的春去冬回，有的常年不归流落他乡。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流徙的悲苦生活，不仅造就了河曲民歌的内容，民众也把当地的民歌带到了他们的客居地河套地区，把河套一带的“爬山调”带到了河曲。从历史和渊源看，“爬山调”应是汉民族的民歌，但鄂尔多斯蒙汉杂居地区的蒙古族也用汉语传唱，因而“爬山调”又成了汉蒙杂居地区两族共有的一种民歌形式。在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由于其西南部(除神木、府谷外)与陕北为邻，而其北部又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接壤，处在两地之间的河曲，自然受到陕北民歌“信天游”和河套民歌“爬山调”的影响，在文化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吸收中，形成了河曲民歌——“山曲”在风格上的悲怆缠绵的特色。其实，悲怆或悲凉，几乎是一切民歌的艺术风格的基调，这是由歌唱者的命运所决定的。不过，河曲人的特殊历史和命运，使他们的民歌的这种悲怆的情调更加强烈和普遍罢了。恩格斯在论到爱尔兰歌谣时说过：“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当统治者们发明着愈来愈新、愈来愈现代化的压迫手段，难道这个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见《民间文学》双月刊1962年第1期)果戈里在论到小俄罗斯歌谣时也说过：“正像马克西莫维奇正确地指出的，俄罗斯的凄怆悲凉的音乐表现着对于生活的忘怀：它力图离开生活，扑灭日常的需要和忧虑;可是，在小俄罗斯的歌谣里，它却和生活打成一片，它的音节生动活泼，因此似乎不是在呜响，而是在说话——用言语来说话，吐尽心中的郁积，……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入灵魂。”(《论小俄罗斯歌谣》，见《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第2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河流和山岭往往成为文化分布阻隔与分野的屏障。与河曲民歌的风格不同，地处汾河以东、太行山中的左权，其民歌就呈现出另一种艺术世界。那里的小调同样委婉妩媚，而山歌则高亢嘹亮。不同的历史遭遇和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使晋西北民歌在统一的激越豪放的基调和悲怆悠扬的旋律中，显示出深邃撼人的诗意、芬芳馥郁的韵律和繁复多样的风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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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